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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 不忘初心:叶伟民和他的电影世界

当代电影杂志 2018-01-12 17:04:33
时间:2016 年7 月21 日
地点:北京朝阳大悦城
受访者:叶伟民(导演)
采访者:类成云(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6年第9期

香港:摸索期

类成云(以下简称类):叶导,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您在香港以及内地时期的创作经历,以及这种经历如何成就了您现在的电影风格。

叶伟民(以下简称叶):我1988 年入行,谁都不认识,因为念的也不是电影专业。入行之前,我在亚洲电视台做PA,相当于副导演、制作助理的角色。导演睡着了,我去剪片;导演累了,我帮忙去拍。我那个时候不到22 岁,进入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里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原来做事情不管懂与不懂,只要付出就好了,只要够胆就行。人家骂你是给你一个学习机会,我很感激那一切。那个工作,我整整做了七个月。后来,我在电视台遇到一个做电影副导演的朋友,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进军电影界,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不懂”对我来说就最好玩,所以,我就去了。我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1988 年万梓良主演的《陷阱边沿》,导演叫冯克安。我在里面做场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场记都需要做什么,场记单也不知道怎么写,我头三天都是懵的状态。我的手只有两只,又要记录,又要躺在桌面上在不穿帮的情况下收录台词。

:那不是录音师该做的事情吗?

:香港那个时候拍电影是没有录音的,我们不同步收音,都是后期配音。所以做场记的那段时间,我每天被人骂,那个副导演到最后把我的场记板拿走,把我推开,因为大家都在不停拍摄。人家为什么要教一个新人学东西?这就是我的开始,什么都不懂,就不停在学。

在拍第二部电影的时候,演员连衣服都穿错,因为我记录错了。当年的场记什么都要管,需要将现场每一个镜头所有连戏的东西记下来。我的性格是:你们越骂我,我就要越做好给你们看。那个时候香港的市场比较好,只要你想干活,就会有人把你留下来。所以,在做了两部影片的场记后,我就做第二副导演了。又做了不到两年,我就做了第一副导演。

:能介绍一下您入行的时候香港电影的状况吗?

叶:我赶上香港电影繁荣的后期,那个时候打下的基本功和电影理论是实打实的。我、叶伟信、郑宝瑞、林超贤、陆剑青,都算是胶片年代的最后一拨人。《古惑仔》的时候还不是电脑剪辑,电脑剪辑在1997 年拍《风云雄霸天下》之后才开始有。

叶伟民

:您是1995 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百变星君》?

:对。感谢王晶,《九品芝麻官》虽然挂的不是我的名字,但让我实打实在现场学习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面对演员。所以,是那部影片的磨炼才有了当年的《百变星君》。如果没有那个过程,就没有我的今天。《百变星君》在香港卖得很好。其实骂我的人也好多,都说太烂了!笑着来骂的人,我不介意。我一直强调,买了票去看电影,你才有资格骂我,因为你给了钱。我做得不好,我承认,下一部我做好一点就好了嘛。

:在拍完《百变星君》之后,您有感觉到自己成长了吗?

:成长!因为真正挂名和自己拍却不挂名完全是两回事儿。可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做人最主要是要有承担。输就输呗,只要不被赶出那个圈子,我还有机会。

:其实您拍《百变星君》的时候是1995 年了,已经接近香港回归了。内地的电影研究者通常认为,那个时期的香港电影存在一种比较灰暗、焦虑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不安全感。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回归是好事儿,有什么问题?

:那个时候好多香港人都开始移民,有的影片也确实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可能我1991 年移民过,没觉得移民有什么好。我连家都没有,反而回到香港后有幸福感。工作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那段时期,您还拍过《不道德的礼物》和《怪谈协会》,《怪谈协会》是合作拍摄的。

:对。《怪谈协会》是三个导演联合拍摄。

:您已经是有独立作品的导演了,为什么还肯去做副导演?

:从导演又做回副导演,有什么问题吗?我享受在现场的状态,所以,我内心从来没有过那种斗争。

:我听闻,早前香港电影的制作方式很灵活,在没有剧本和分镜头的情况下也可以拍摄。

:只能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习惯,有人喜欢分镜头,有人不喜欢分镜头;有人喜欢有剧本,有人喜欢没剧本。实话说,没有人是没有剧本的,只不过那个剧本是写出来还是在心中而已。以前,徐克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录音棚改台词,周星驰的最后创作阶段都在录音棚将台词最终修正。

:之前香港拍片的速度特别快,最快一周可以拍摄一部影片,是真的吗?

:我做过最快的一部影片是2001 年的《情迷大话王》,拍了12 天。还有一部拍了13 天,是《洪兴十三妹》,吴君如因为它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舒淇拿了最佳女配角。刘伟强的所有《古惑仔》系列都是在12—18 天拍完的,《古惑仔》拍了18 天,《古惑仔2》拍了12 天。谁都不想那么短周期拍完,但是我们的预算有多少?是不是要面对现实?要在我们的预算内完成拍摄,能不能拍好就看团队的能力了。我们是比较实在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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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惑仔》系列海报

:《古惑仔》系列很受内地影迷追捧,它对您个人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是当作一个兄弟情的影片来拍。谁都没料到它会那么火,因为那种漫画当时没人看好,也不太正面,本来郑伊健不接。我跟刘伟强一起拍《古惑仔》与我和王晶拍片时很不一样,很多时候都在赶,每天都是现场写剧本。

:专门有一个驻组编剧?

:是文隽在写。比如,当天要拍两场戏,我们在拍第一场,他躲在一边写第二场。当然之前是已经跟他聊好故事的分场。所以,我们拍片不是没有剧本,只是没有台词,台词都是临时的,都是按照故事框架走,人物不变。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刚才你说的灵活。有时候接了一个订单,譬如8 月就要上映,但6 月底才跟你说,影院都已经排了最好的档期,要做还是不要做?《古惑仔》突然之间火了,从年前12 月一直放到第二年的2 月底。所以,3 月初,我们接到院线老板的电话,要在3 月底就上映《古惑仔2》,人家整条院线就放这一部影片,我们能不去做吗?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灵活性就是:一接到电话,大家各自去做自己份内的事情。

:在这样紧张的工作方式后,您到内地拍片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了?

:这种制作方式在内地行不通。第一,环境不允许。香港那么小,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去看景了,在内地的话,人都凑不齐。第二,演员不允许。香港那个时候,演员接了电影就不会去接电视剧,分得很清楚;内地不是这样,电视剧跟你抢艺人,综艺节目也抢艺人,或者演员答应参演电影,但他要投资30%,这就让投资方很难做。

内地:学习期

:您说拍完《炮制女朋友》以后很想放弃拍片?

:《炮制女朋友》以及《安娜与武林》都很打击我,我很想放弃,因为发挥不了自己,最主要是跟投资方合不来,他们不明白我想要什么。《安娜与武林》一上映我就跑去泰国,不想面对。我很感激当时杨千嬅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让我觉得拍片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我还是不想面对。

2003 年,柯受良去世后,文隽、曾志伟他们筹划帮黑哥(柯受良)拍部电视剧《爱与梦飞翔》。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文隽打电话给我,我答应了。我之前从来没拍过电视剧。当时好多人出来帮忙,莫少聪、张卫健这些人,一个电话马上就到。那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在我最失落的时候,黑哥好像是把我拉回来。2005 年,文隽找我拍了两个电视剧,一个是根据张小娴小说改编的《如果月亮有眼睛》,还有一个就是《星光大道》。2006 年,我就碰到陈可辛,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来了一些亲情,让我重拾信心,重上战场。其实这也是我进内地的铺垫。

:刚来内地的时候感觉适应吗?

:有太多题材我没拍过,我好兴奋。其实我一直都有学习,譬如说拍《停不了的爱》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东西在香港拍不了,不管是市场票房还是题材的创作。我很想拍小孩,没人愿意投,只有内地才可以。


:您说过,在拍《投名状》之前,拍过很多您所谓的“烂”剧。

:对,好多好多。我所谓的“滥”只是一个用词,对我来说是一个过程,是我对自己的评论,我还没有满足我的追求。电影是无穷的追求,不管我走得多远,在我闭起眼睛之前我还是一个烂导演,因为永远不会满足。作为电影人,我希望走到最后的时候仍然不忘初心。我爱我的电影,我的电影来自于生活,所以,也是我爱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来自于我跟我的团队。我跟我一起做事情的人一起生活才叫生活。

:跟陈可辛导演一起拍《投名状》的经历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叶:我还记得整个时间表。我2006 年8 月1 日进组,手上接到了第三稿。12 月2 日开机,2007 年3 月26 日关机,整整4 个月,我全都记得住。这个过程让我学了好多,让我印象好深刻。《投名状》是我第二次来内地,是改变我的阶段。

我第一次来内地是在1992 年,拍摄《倚天屠龙记》,那个时候是协拍电影,1997 年跟刘伟强拍《风云》,1998 年拍《华英雄》,1999 年拍《决战紫金之巅》,2000 年参与《我的兄弟姐妹》,2001 年拍《停不了的爱》,2003 年合拍《炮制女朋友》,2005 年在上海第一次学人家拍电视剧,拍了两个,没发好……这十几年是我的成长。

到了2006 年,陈可辛找我拍《投名状》。那个时候,合拍片已经改变了整个内地电影的面貌,内地电影已经很成熟。《投名状》的监制是黄建新,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人才。我开始重新认识内地,真的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坦白说,改变我最大的影片是《投名状》,2009 年,我又帮忙拍摄了《十月围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从《投名状》到《人在囧途》的三年时间,您在做什么?

:我中间做了很多。2008 年帮程晓东策划执行《江山美人》,还策划了两部戏,都没拍成。2008年还帮忙监制了《南北大状》。2009 年,香港政府找我拍了《廉政行动》中的两个单元。所以,其实我没停止拍摄,很多东西都留在我心里面,留在我的备注版面上,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会跑出来,按都按不住。

:2010 年,您拍了公路喜剧《人在囧途》。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怎么会拍那么接内地地气的故事呢?

叶:真的是喜剧吗?它几乎是一个悲剧。它最初的创作源头是在2003 年,我去广东朋友的工厂,那里放了一首歌,几乎所有女孩子都哭了,就是顺子的《回家》。我立马想到,广东有很多北方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到了2008 年,我看到一个雪灾的新闻片,有个画面:火车站聚集了几十万人上不了火车,好多保安员推着他们往前走。但是,所有人都是笑的,就是有一个希望——回家过个年。我感动得不得了,买票原来那么难,回家过年都挤在交通工具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北京了,觉得自己也是“北漂”,就很想拍那种题材的电影。

2008 年,我机缘巧合地去帮俞钟导演拍《熊猫回家路》的特技,闲聊的时候,我将《人在囧途》的概念说给一个演员听,他找人帮我写了一版大纲。我拿着那个大纲找到王宝强,他一看就答应了。

:所以说,《人在囧途》是您在对现实有感触的基础上,找了投资方、编剧去做?

:对。徐峥帮了我好多,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懂计算、懂策划的演员,所以,我很感激他。

:王宝强和徐峥是别人给您推荐的,还是您之前对他们有了解?

叶:没有。我第一个定了宝强,徐峥是后面定的。我的概念就是:那个民工找不到,戏就拍不成。因为我必须要拍喜剧,宝强是唯一,但是老板有好多。

:您之前了解王宝强吗?

:了解。但是不认识他,只是我跟他经纪人熟,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跟他碰面,他看完大纲,立马就同意了。

:香港和内地的文化有差异,喜剧类型上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

:我是香港人,我的普通话只够平时交流,说得很地道不可能,我也听不懂。但是我懂节奏,演员表演真正重要的是节奏感。王宝强和徐峥都懂节奏,当然他们最厉害的是懂语言。

:在拍《人在囧途》的时候,是不是比之前和内地合作的时候要顺利?


:不是的,我想跳楼。我自己去找景,什么都要做。我曾经想放弃好多次,因为钱不多,只有750 万元。整个影片是在武汉拍的,他们找不到景,我就抓住演员、副导演以及当地的人去帮我找,我不相信没有,没有都要拍。

:同样的题材,后来您又拍了《亲家过年》《一路顺疯》。

:全不顺,演员都没有档期。在《亲家过年》中,文章只有十天时间。那个时候压力太大了,为了赶档期,我10 月份才开机,10 月底就关机,1 月份就要上映,非常紧张。

:喜剧片和惊悚片您都拍过了,更喜欢拍哪个类型?

:喜剧。但是喜剧对我来说太难了,不是难拍,是找到有节奏感的演员太难了。演员的素质有就有,没有是挤不出来的,我们只能提供一个框架和平台。所以,如果你问我拍哪个更容易,肯定是惊悚片。惊悚片只需要计算,喜剧没得计算。喜剧是最难拍的一种类型,因为它没有技巧,没有镜头语言,也没有特效技术来推导效果。

贵人提携:不忘初心

: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王晶导演应该是不能绕开的人。

:他是我“爸”。我最感恩的就是他。1991 年,我移民去加拿大,七个月后,我接受不了当地的文化。在跑回来之前,我在加拿大打电话征求意见,他说“那就回来喽,有好多工作”。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拿着一千块港币,连房子都没有,他就叫我先住在他的办公室,有固定的工资。我之所以叫王晶是“爸”,因为几乎就是他把我养大的。回家的感觉我也全记在心里面,有什么事情比家更重要?有什么情比亲情更重要?这是我一直强调的。我的很多电影都在强调“情”。可能是我内心压抑太多这些东西在里面了。

王晶那个时候火得不得了,有时候会同一天开三个剧组。他不在的时候,我都硬着头皮去拍,连续拍了好多年。我好开心,好快乐的。王晶提供了一个家给我们,他出去不停地帮我们拉活。我第一次拍周润发、李连杰以及周星驰和刘德华都是他给的机会……从1990 年到1994 年,整整五年来,我们拍了《赌神2》《九品芝麻官》《鹿鼎记》《城市猎人》《倚天屠龙记》等。可以说,没有王晶,就没有我的开头。我进入电影界的第一个阶段是王晶给了我真正的平台和机会。

:大家对王晶和他的作品可能会有两极化的看法,他的拍片模式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王晶每一天的努力没人看出来,别人可以说他很不专一,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王晶是现实型的导演,他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可能别人会觉得他很粗,但是他懂得如何在市场上面站位置。王晶导演说过一句话:第一,面对投资方;第二,面对观众;第三,面对自己。我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导演,我要面对预算。王晶让我学懂如何面对制作的条件,然后谈创作,最后才问自己喜不喜欢。从1990 年到1994 年,王晶教会我这几点。

:香港时期还有谁对您影响比较大?

:我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刘伟强了。刘伟强拍《古惑仔》的时候要我帮忙,我答应了。在拍《百变星君》的时候,他当摄影,我是执行导演,我们都是一个家的成员。从1996 年到1999 年,我几乎全都跟刘伟强在一起,当然中间也去拍了《怪谈协会》以及《洪兴十三妹》。

王晶导演让我懂得怎么去面对投资方、面对观众、面对自己;刘伟强让我明白,拍电影不应该有框架。刘伟强拍片是没有分镜的,演员一彩排,他就拉着摄影师来拍。比如拍《风云之雄霸天下》,刘伟强在现场操控所有东西,我去负责和演员沟通。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积累,积累那些演员对我的信任。

《亲家过年》剧照
《一路顺疯》剧照

:香港电影繁荣时期,很多影片都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氛围吗?

:有很多时候,我们前面有准备,现场却有突发性的改变,导演在现场要去把控。刘伟强没有框架,镜头不是分出来的,是演员彩排的时候现场抓的,哪里不舒服哪里修正。我有些习惯就是来自于刘伟强,他让我学会面对真实。他还教会我,拍戏要一鼓作气,就是一口气顶到底,顶完之后就拍完了。刘伟强还改变了我的拍戏方法,我之前跟王晶都是有点老套的拍摄方法,而刘伟强则是另外一种。

:您拍《洪兴十三妹》和《友情岁月:山鸡故事》,是在刘伟强的推荐下吗?

:不是,是文隽。那个时候,文隽是《古惑仔》的监制,我在现场做了好多事情。我后来的几乎大部分影片都是跟他一起。从《洪兴十三妹》《友情岁月:山鸡故事》《停不了的爱》《人在囧途》……我们好像家人一样。文隽是我感恩的第三个老师,让我真正地学会创作,原来创作要不停“堕落”,不停自拔。所谓的“堕落”不是要你真的堕落,而是要往下面看各式各样的人,去应该去的地方。创作者要去夜总会,因为某一天真的拍到那种环境的时候,就会有准备。我们拍《洪兴十三妹》,真的请了一个人来打针给舒淇看。告诉她,针头从哪里打进去,那之后15 分钟的表情该怎么变化。明白这些,演员才能够感受到那个人物和她前面的故事。她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是逃避什么?感情、家庭、友情?这都是人物背后的故事。各色各样的人,我们都会坐下来聊,包括人生的低潮和高潮。为了创作,我们不能高高在上,我们要谦虚和尊重,才能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能不能让你打开本子写到里面,这就叫创作。创作不是躲在房间,而是要走出家门。

:除了前面几个人,陈可辛也算是您成长道路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吧?

:对,第四个人就是陈可辛,因为《投名状》。陈可辛让我真正学到作为一个导演必须要执著。他是一个全面的电影人,他的执著真的让我……我都已经觉得可以了,他说不行,刚刚那个还差一点点。他很有耐心,追求完美,我太佩服他了。

:您在拍摄的时候也会那样追求完美吗?

:那是性格问题。坦白说,我很想,但是追求完美是要有好多东西来支撑的,钱、档期等一切……要把所有东西当作看不见。很自我,才能去坚持。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得好,但是今天他做得到,不代表我做得到,因为要到某一个位置上,才可以有所谓的坚持,我现在还没到。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和陈可辛一起来做《投名状》?

:这是陈可辛进内地后拍的第二部影片。他是一个文人,擅长拍时尚的、文艺式的爱情片,突然让他拿起刀枪去谈兄弟情可能不是很适应。吴君如打电话要我去帮忙,我就去了。陈可辛是我的偶像,许鞍华、尔冬升、徐克、吴宇森肯定也是。陈可辛对我来说很亲近。从他的《双城故事》开始,我就一直在追,追到能跟他合作。

:吴君如为什么找您?是因为您对内地比较熟吗?

:不是。他需要一个技术上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帮他独立走在前面的导演。一般的副导演永远在问:导演,你想要怎样?我肯定是不问的,我先做给导演看,这样对不对?不对的话,导演再告诉我需要什么,我就做到他满意为止。在做的过程中,让所有人对我有一种信任。所以,我跟下面的人说:“你不要问我,你问我的话,我就打你一巴掌。你主动做,经过检验,才会吸取经验教训。”做出来,错就错,知道怎么叫错,才知道怎么叫对。

:陈可辛的想法在《投名状》中表现得还是挺多的,关于情感的。

:陈可辛是一个要不然不做,做就做真的那一类导演。我有时候好奇怪,有一些人,我为什么愿意跟他走?在愿意之前,就必须要想清楚,他的要求是不容易过的。好几个导演都是这样,比如徐克、刘伟强、尔冬升、杜琪峰……你要放下自己好多东西,能不能走下去,要看你的能量有多大。所以,好多电影学院的毕业生缺的一点就是“放下”。他们觉得,我是导演系毕业的,准备做导演。我就马上回应,“你凭什么”?陈可辛有一种魔力,它会吸引你,会把你吸过来。王家卫也一样。所以,虽然我帮他做了一部戏,但是这部戏是我这十年来学到最多的。我虽然没他的条件,但是我没放弃。所以,我很感谢这四个人。

为什么我说不忘初心,因为我的出发来自于这几个贵人。合作的时候,他们监制,我导演;不合作的时候,大家是一辈子的家人。对我来说,他们这几个人就是这样,影响我走到今天。

惊悚片:讲好故事

:内地观众对您当下的认知更多的是在惊悚片领域,《绣花鞋》《京城81 号》《魔宫魅影》奠定了您在这个类型中的地位。当初在拍《绣花鞋》的时候,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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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伟民导演惊悚片海报

:没有。拍《绣花鞋》是因为之前一部戏的班底已经进来,突然之间开不了工,我要照顾他们,因为他们要生活,如果解散他们的话,我太难受了。我就跟文隽说,咱们赶紧再开拍一个,刚好他碰到一个投资人——梁婷,商量之后就决定拍部惊悚片,于是,文隽就开始写《绣花鞋》。

:是有小说版权的?

:没有版权,文隽只是借用了那个名字,《绣花鞋》代表惊悚。我打电话给林心如,聊了15 分钟。林心如立马答应,钱都没谈。然后,编剧杨梅媛很快帮我写了一个大纲,我们同步在做,尽量将那个班底留下来。

:从有这样一个想法到大纲,再到拍摄,花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不到,从零开始。

:跟演员去谈的时候是拿着大纲去谈的?

:没有,大纲在同步做,我们只是拿了个大概的大纲。因为我跟林心如合作过,她对我很信任。如果要用钱来算的话,她给我要的酬金是正常的半价再半价。我欠林心如一个人情。所以,到了《京城81 号》的时候,我第一个找她,为她而拍。

:我很喜欢《京城81 号》,尽管我看的时候非常害怕。影片刚开始就说了“人生八苦”,这部影片也是讲了一个轮回的故事,因果报应。您本人相信这些吗?

:我相信因果。人在做,天在看。我出通告永远不怕下雨天,因为老天在看着你嘛。大家那么用心用力地去想明天要出通告,老天肯定要帮我们,他干吗要为难我们?

:影片的惊悚效果很好,非常吓人。

:我都没当惊悚片拍。《绣花鞋》拍的是三个女人,借用一个命案表现当年封建社会中三个不一样的女人对待社会的态度。林心如代表忍耐,莫小祺代表对抗,惠英红代表贞节牌坊。所谓的惊悚,只是林心如失去了所有记忆,回去寻找她的孩子,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以为她是个女鬼。


:您是把它当成剧情片来拍的?

:对。惊悚只是一个手段,一种所谓的技巧,好影片从头到尾要有一个合理的故事。我一直跟文隽说,我想把《京城81 号》拍出《胭脂扣》的感觉。它借用了《家》《春》《秋》的模式写三兄弟。老大是霍连修;老二是霍连平,体弱多病;老三是留洋回来的霍连齐。我是按照因果报应来拍这个故事的。

《魔宫魅影》也一样,当年闹鬼的剧院变成了一个电影院,然后顾维邦回国拍惊悚片。我把当年黄磊、张国荣版本的《夜半歌声》放在舞台上。那个闹鬼的电影院隐藏着深深的仇恨。其实这是个说得通的故事,然后就是往里面加惊悚元素。当然,《魔宫魅影》的惊悚感我加少了,后段全是感情戏了,不像《京城81 号》那么密集。

:您这三部惊悚片都是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

:民国时期给我的感觉有中国的优雅,有我们固定的那种惊悚桥段,也有那些小桥流水的地方特色。

先说《绣花鞋》。最漂亮的衣服是民国时期的旗袍——特别薄,特别性感,有收腰,解开一两个扣子,露出一点点锁骨的时候特别美。那时候的衣料特别薄,有透视的感觉,能表现女性的胴体。民国时期在我看来不是古装片,也不是现代时装片的感觉,它特有一种女人的味道,就是那种优雅。所以,几部影片,我都希望把握住那个年代的感觉。我们加了好多“浸猪笼”“绣花鞋”“油纸伞”等代表惊悚的元素,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京城81 号》中灵堂的棺材和公仔。

再说《魔宫魅影》。我把密封电影院搭了出来,后面改造成一个杂技团的舞台。不管成功与否,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这也是我们对电影的一些执著,真的是在预算里尽能力去做。那个类型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走下来,这个才叫健康的电影工业。

:有时候,好好去做不见得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比方说,《魔宫魅影》和《怪谈》,这两部影片的反应没有《京城81 号》那么好。

:我会检讨。不能老说《魔宫魅影》的宣传发行如何不好,他们做的确实有一些不足,但是反过来讲,影片真的不够惊悚。如果再有下一次,我还是要讲好故事,不能不理观众的感受。《怪谈》不成功,我也说不到它会成功的理由,我最看好的三场惊悚戏都被剪了。我没埋怨,我愿意接受失败。

:既然想表达情感性的东西,为什么要以惊悚的形式呢?

:市场需要。《绣花鞋》有了出乎意料的好口碑和票房,《京城81 号》把我推上去,票房又收了四个亿,我回不来了。我就跟林心如说,这是三部曲。我没有说不做,只是想找到一个更有说法的点来撑住我的创作欲望。我不是为惊悚而惊悚,而是为故事而来。

:所以,从创作角度来说,您不是类型先行,而是想法先行。

:是从想法先行的,我从来没有固定的类型。

:您有没有专门去研究类型片的节奏?

叶:有。我现在已经有一部动画片的IP 在做,但是名字不能说,两年后会出现。另外还有一部是惊悚加喜剧加动作的类型片,向20 世纪80 年代香港惊悚喜剧致敬。我现在要做的是一部公路喜剧片,明年3 月份拍,最快就是这三部。

:您拍过反映内地人生活的电影,比如《人在囧途》,也拍过民国时期的惊悚片。您怎么看待电影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真实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去找,还是要看作品。你说我的三部惊悚片都是民国时期的,我不能再现民国的真实吧?在我刚刚拍完的美食电影中,我搭了一个春风里,你看到就会明白,其实我们都在寻找,因为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风格。其实我们不是不懂,我们需要时间。如果说《亲家过年》拍得不好,我承认,因为太赶了。但是我都会走进胡同里面,对比老房子和新居。电影要看项目,有时候不能太落地。我们不是贾樟柯,不能太真实地去拍。其实相对于很多香港导演来说,我已经走进来了,但不够,因为我不是生长在这里,很多东西我只是表面看,要去了解多一点。


:那是什么原因让您走进来,又落地生活?

:第一,我需要市场,需要播放平台。香港太小了;第二,我也不是落地,只是凭感觉去做,但是做的时候要找到一个支撑点。有时候答应了,但是没有信心,我要不停地去找理由,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其实我一直都在抗拒,但是没法抗拒。就像《绣花鞋》,投资那么多,我能不做吗?我自己也还是希望往上走嘛!

:为什么会抗拒惊悚片?

:第一,不能当真的有鬼去创作,等于是绑住自己了;第二,拍完以后能不能通过(审查)不是跟电影局有关,不能老是将责任推到电影局。电影局是把住老百姓的态度。我们作为专业导演,先要自我审批。

内地市场:很危险

:您平时会留意观众的反应吗?

:不太会,但我会关注。观众说的话不能不听,但也不能一味听他们的。我有我的坚持,我还是要做电影的内容质量,这是电影的基本。如果不能吸引观众去看电影,我们是要检讨的。

:您现在也拍了一些合拍片,有人说,合拍片是香港电影的未来,更是内地电影的未来。作为一个导演,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没有考虑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合拍片,其实我一直都是拍国产片。《人在囧途》《亲家过年》《一路顺疯》《绣花鞋》全都是。合拍片是因为投资方合作才合拍,但对我来说,都是创作,合拍跟协拍没分别,都是拍给内地观众看的。现在还要合拍吗?我都不知道了。我已经进来那么多年。

:现在内地和香港还有合拍片,但是两地合拍片有国产片的待遇。

:对我来说没意思的,我已经在拍国产片了。我反而是不懂现在合拍片的定义在哪里。我大部分的电影找的都是国内的演员,因为故事也发生在内地。

:您怎么看当下的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特别希望听听您对当下香港电影的看法。

:怎么看都无所谓,没有香港跟内地的分别。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知道市场在哪儿就行了。内地的市场现在非常危险。

:为什么?

:太难做了。都没演员了,怎么去拍戏?我们拍电影都是为演员打工。我都想说,倒不如我去拍网络电影,要不然去做综艺节目。拍电影请不到演员,制作费又不断提升,连电影都没得拍。这个市场越来越难做。我们应该将精力放在好的创意和剧本上,希望所有公司认真地对待制作。看完《寻龙诀》,我好开心。整个制作很好,真的值得尊重,不容易。文章导演的《陆垚知马俐》也不容易,虽然票房不是很好,但是口碑好好。我只能说,大家做这个行业不容易。


:您怎么看今年国内的电影市场?

:我看了《大鱼海棠》,不容易。整个市场从春节后到现在,从《京城81 号》四个亿票房变回《魔宫魅影》的8000 万元,它只是要告诉我们,上次是运气,这次虽然做得不好,有整体的原因在里面。很多人都告诉我,叶导你没输。但是回过来想一下,撇开《京城81 号》,惊悚片最高的票房是《孤岛惊魂》——8900 万元。现在只是回调到8700 多万元,这是健康。

:那您怎么看现在的香港电影呢?

:香港电影给我很多财富,就是在我成长路上面对的问题、挫败、成功,不会让我走弯路和错路。所以,电影培养我,没有过往这二十多年,我今天凭什么留在这里?就是不忘初心。如果现在要拍香港片,我真的不懂市场的定位。香港电影的辉煌确实是过去了,现在成功的香港导演大多都在内地。

(张鹏 整理)

编辑:田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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