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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客卿:一位英国人与晚清中国的命运羁绊

新民说iHuman 2018-02-12 06:54:32


1862年初,太平军在中王李秀成的指挥下在浙江一带发起连番攻势,先后攻克杭州、宁波重镇,大军前锋,直指上海。



这一年,为了应付长江上的太平军,清政府斥资100多万两白银,计划从英国购买一批舰艇,用来组建水师,委托一位值得信赖的中间人负责办理此事。

 

经这位中间人推荐,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名叫李泰国的英国人,具体经办买船事宜。


李泰国动作迅速地订购了一批船,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清朝野目瞪口呆。

 

李泰国擅自雇佣了一名叫阿斯本的英国海军军官,并在英国招募海军官兵600余人,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


舰队的指挥权被牢牢控制在英国人李泰国手里。这支舰队耀武扬威一路开到中国,这遭遇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强烈抵制,主张解散舰队。

 

清政府盛怒之下,解除了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务,而那位从始至终参与阿斯本事件的中间人,却被同时任命接替李泰国,正式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位不仅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得到升迁的神秘中间人,正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这是央视出品的纪录片《到中国去—风中客卿》中讲述的一段故事。清末时局动荡,清政府已和各国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一个英国人将自己命运和中国的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作为一代晚清重臣,赫德历经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马尾海战、义和团运动等。一个英国人,是如何做到成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洋人的?他又是如何能够执掌大清帝国海关近40年? 



有关于的赫德私人的交往史料被大量挖掘,这个模糊的剪影在逐渐丰富的史料下,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赫德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历史符号,那些红颜知己的存在证明他有着丰富情感世界。


读懂赫德,要从读懂这些严肃的历史“八卦”开始。



玛丽•蒂芬,伦敦经济学院博士。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作者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由于一些特殊的机缘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她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考证家族历史,讲述赫德与这些女性朋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群“有故事的族亲,他们同一姓氏,鸿运高照,在异国他乡,取得过各种非凡成就”。


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我母亲,闺名格温·卡拉尔(Gwen Carrall),189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的芝罘(今烟台)。她父亲时任当地海关税务司,受来自爱尔兰阿尔斯特的鹭宾·赫德爵士领导。我父亲1938年调职到香港后,我曾跟母亲一起于1939年夏回芝罘探望,还去了离芝罘不远的威海卫(今威海)。此次出行是为了躲避香港潮湿的雾天。当时母亲发现还有驶往芝罘的汽船,于是决定带我去探访她孩提时代的故乡。


那年我8岁。当时的一些记忆刻在了脑子里。记忆之一是,我们一直往山上爬,爬得很吃力,穿过一个大园子,来到一幢房子跟前。那里被日本指挥官占据着(1936原文如此。年日本人开始对华战争,后占领了芝罘)。他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四处游览。记忆中的第二件事是坐黄包车,穿过城郊日本人岗哨,去城外毓璜顶(Temple Hill)一处墓地。陪我们去的是母亲的老阿嬷。


老人一直留在那里,看守我外祖父的墓地。在回城的路上,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母亲告诉我,老阿嬷对日本哨兵说,我去祭拜先人,让那种肃杀气氛吓坏了。就凭着这些记忆,我终于在2002年休假到中国时,抽空去了一趟烟台。此时距外祖父去世已经过了百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当地分社经理陪我去了房产档案局,查找毓璜顶墓地原址,还带我参观了外祖父曾经居住过的烟台“租界山”(Settlement Hill)一带。一些老建筑被保留下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其中一处被辟为博物馆,十分有趣。当年的税务司官邸早已不见踪迹,但原来的大门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纪念日本占领期间死去的中国人


1940年,英国妇女和儿童纷纷从香港撤离到澳大利亚。我父亲算是幸运的,刚好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随之宣战的前两周,被派往印度就任。于是,我们前往印度与父亲会合,并一直待到1945年12月才返回英国。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国。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当年,我们回到了半生不熟、知之甚少的故乡,身处一种不上不下、尴尬莫名的社会阶层。我只是在写作本书时,才意识到我与母亲、姨妈都有着相似的感受。跟她们一样,我这个中产阶级家的小姐,也必须适应令人窘迫的贫寒,必须帮助母亲持家度日。要知道,在这之前,我的童年可是在父母经营的殖民社会上流生活中度过的。


我的曾祖母,闺名艾玛·斯普赖·爱德华兹(Emma Spry Edwards),是我们家族第一位曾在中国生活的女性。我是在回到英国后,从她孙女、我的凯特姨妈那里知道她的故事的。凯特姨妈名凯瑟琳·纽顿(Kathleen Newton),娘家姓氏卡拉尔。凯特姨妈还告诉我,鹭宾·赫德爵士曾答应艾玛,如果她儿子学会汉语,就给他在海关里找一份差事。


赫德于1863年至1908年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管。凯特姨妈是一位生不逢时的不幸之人。尽管历经磨难,她依然对中国恋恋不舍,充满思念。在她70多岁时,一位贝尔法斯特记者曾这样写道:“我让人为我描绘了一幅\[赫德的\]画像……是由一位女士描绘的,她全然不知,自己就是一位无比美妙、令人心动的画中人。”凯特姨妈,以及她的女儿,都嫁给了来自阿尔斯特的家族。赫德是她的教父。她于1900年去探望他。那年义和团运动正好爆发。其间,她一直记日记。她是本书后半部的主角。她是我们家族的历史学家,保存了许许多多家族记录。但是她从来没搞清楚过,1848年与詹姆斯·卡拉尔·威尔考克斯结婚的艾玛为什么在1849年儿子出生时,将其姓名登记为詹姆斯·威尔考克斯·卡拉尔,于是使本书中她的后代都成了卡拉尔家族成员。


我了解到,自己是家族中第四代到过中国的人。因此,1949年至1952年,我在剑桥大学读历史时,选择了1830—1842年中英关系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但是由于我丈夫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派往海外工作的缘故,我只能将自己的事业投向中东及非洲地区,成为一名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2001年退休之后,我才终于开始专注研究我母亲家族的历史。2002年的中国之行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向表兄弟姐妹们报告了此事。凯特姨妈的女儿姬芙将她母亲收集的材料寄给我,还有她之前捐赠给赫德母校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赫德史料。其他表亲给我提供了老照片。


赫德与我家族的关联

我花了大量时间探究外祖母家族、福克斯家族(Fawcuses)及斯贝舍尔家族(Specialls)的渊源。直到2006年秋,我才开始述及凯特姨妈1900年的日记,那里面有她探望赫德爵士的内容,她探访后不久就发生了义和团大举围困外国公使馆事件,赫德深陷其中。


布里斯托大学的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当时正在筹办2007年2月召开一个有关赫德与大清帝国海关的学术会议。在他盛情邀请下,我欣然赴会,并带去了凯特1900年的日记、两大本相册以及我母亲传给我的一幅锦旗,那是1900年别人赠予我外祖父的礼物。这些物品引起不少参会者的极大兴趣。而我本人则认识到,原来赫德在中国维新变革之初及参与全球贸易活动中,扮演了多么关键的角色。他所领导的大清帝国海关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府机构。这个独特机构的高层职位完全由洋人充任,他们来自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其最高负责人则是这位直接向中国政府汇报的英国人。


从职员的多样性来看,此机构极似现代国际组织,或大型商企。它负责的领域涵盖港口、灯塔、统计数据采集,涉及贸易、卫生、气象,以及后来建立的现代邮政部门,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它还承办了两所高等院校,培养有志于学习西方语言及科技的中国学生。除此之外,赫德还是一位深受信赖和器重的中国文官,加之他熟谙洋人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故被委以重任,数次参与国际危机事件的调停斡旋。我发现,我手中的资料不仅事关我自己的家族,而且对更多的人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工作的理查德·奥莱瑞(Richard O’Leary)博士邀请我去研究保存在那里的赫德史料,其中就有姬芙捐赠的物品,标明艾恩斯捐赠(Irons Gift)。这部分捐赠物品中,有赫德1896—1907年写给凯特姨妈的23封信。资深专题图书馆员迪尔德丽·维尔迪(Deirdre Wildy)也挖掘整理出一箱当时尚未开放的赫德物品,其中包括1902—1903年凯特、她母亲及其两个姐妹写给赫德的信件。


当时,我外祖父已经过世,而她们也已经回到欧洲。还有一封出自我曾祖母艾玛·斯普赖·爱德华兹之手的信件,表明她在1858年初次见到赫德之后,两人就有书信往来。一封赫德写给凯特的信件显示,艾玛有一个也叫艾玛的女儿,曾于1875年看望过生活在北京的赫德及其妻子。赫德视小艾玛为挚友知己。由此可以看出,赫德与卡拉尔家族女性保持了长达三代的友谊,令人惊叹。


在义和团运动中,赫德的北京寓所遭大火焚烧,所有1900年之前收到的信件都化为灰烬。所幸他的日记被及时抢救出来,并由他的曾孙于1970年捐赠给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我第一次前去查询时,研究了1882—1883年的一批日记。在那段时间里,我外祖父母曾寄居在赫德家。凯特姨妈就是在那里降生的。从日记可以看出赫德为人真诚热情,慷慨大度,但这种真实个性却掩藏在总税务司的威严头衔下。这是我外祖母说的。而这种个性也在他给姨妈的信中展露无遗,甚至超过他在日记中流露的个性。但在他的税务司之一——庆丕(Paul King)的笔下,这个上司脾气恶劣,心怀成见,其形象与卡拉尔家族成员的亲身感受截然相反。


2008年初,迪尔德丽·维尔迪获得许可,拿到全部赫德资料的目录。当我再次造访时,又发现了一百多封信件。其中一封显示我外祖母自从1882—1883年在赫德家住过之后,就与赫德有信件来往。与此同时,布里斯托大学也将芝罘老照片进行了扫描,制成电子版文件,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人镜头下的中国史料。这些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而且高清扫描使我可以把那些褪色、泛黄的老照片修补更新,使用于本书中。我很幸运,不仅拥有一个有故事的家族,还拥有一座蕴藏珍贵一手资料的宝库,可以再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举手投足和音容笑貌。



本文摘自《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 》,玛丽·蒂芬著

完整纪录片点击 http://www.docuchina.cn/2015/11/03/VIDE1446538251768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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