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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漫笔||【后“闯关东”时代】◆赵富

齐鲁文学 2017-11-17 22:19:20

作者简介:赵富,50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中国散文家》《散文选刊》《北方文学》《厦门文学》《岁月》《地火》《北极光》《雪花》《散文诗》《阳光导报》《作家报》《中国建设报》《今晚报》《新民晚报》《黑龙江日报》等百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篇(首),获得过多种文学征文奖,有作品被选入十余种文集,并出版《不灭的心灯》散文集等。

作 品 欣 赏

 后“闯关东”时代(上) 


我的家乡,坐落在松嫩大平原上,广阔的田野,一马平川。站在家里的土坯平房盖上,能瞅到几十里开外的村庄。

我家老屯,叫二排四屯。全屯人居住的都是滿式风格的土坯平房。一条大道在屯当间儿东西铺筑,房子布在道南道北两侧,按顺序整齐排伸开去。

二排四屯,历史不咋悠久。从开荒建屯,也就百十来年的历史,属于名符其实的移民居住屯子。所居住的人,来自山东、吉林、辽宁、河北等好几个省。

据老人们讲,当年我们屯建屯时,是跑马占荒圈地,起初只有几户人家。住户原籍都是“关里人”或几代后的“关里人”。

从我记事起,我们屯父辈是山东人的,也就一家张姓的,户主叫张连兴,从屯邻论,我叫他张二舅。其他的人家都是从吉林、辽宁、河北等地来的,如再往前追究几辈儿,老祖宗应该都是山东府的。

在伪满洲国井田制时,我们这一带,东西为排,南北为井。我们屯,叫后二排四屯。又因本屯的大户叫刘文举,故又叫刘文举屯。

听父亲讲家史,我的老家是吉林榆树。父亲五岁时,因爷爷奶奶双亡,被大荒一个远房爷爷(没过五伏),接到大荒一个叫三排五的屯子。后来父亲娶了母亲,因姥爷是二排四屯的私塾先生,在屯里有些人脉,于是就搬到这疙瘩居住。

这一住,就是几十年。我是在二排四屯生人,也应属半拉儿坐地户行列里。

记得打小时,就常听大人们讲屯子的老皇历,说是原先大荒没有人烟,是闯关东的“关里人”来了,才逐渐有了屯子。

即使有的人,不是直接“闯关东”的,但要是上查五代,其根儿也是山东人。就是说,现在大荒人,原籍一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关里人”。

据记载,闯关东的关东,是指东北三省。因东北三省为山海关以东,故称闯关东。而真正的山东移民潮,应是始于明朝,但实际上应是清朝顺治八年。那时的东北,地广人稀。当时清廷颁了一道诏书:“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并张榜招民方案,确定实惠政策,鼓励百姓到东北垦荒。之后,清廷又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闯关东”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反复了几次。但无论是“开”或是“禁”,都没能阻挡住广大灾民“闯关东”的热情和对生存的渴望,一批批像潮水般从关内涌向关外,以至于在民国初达到鼎盛时期。

如果准确地说,我们屯“闯关东”的山东人,与他们的袓辈闯关东,是一脉相承的。

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二排四屯叫丰满生产大队。当时,一个生产大队,分出九个生产小队。我家住在屯子的紧东头,被定为第一生产小队。

那会,队上有二十户人家,其中“关里人”占五户,为全屯人口比例的25%。山东移民在我屯的落户站脚,卡嚓一下便颠覆了原坐地户(大荒人)的人口格局。

记得那暂,乡亲们对屯里人划分,自然地归为两类,一类是“关里人”,一类为“大荒人”。在屯里,有很多场面,明显分出“关里人”和“大荒人”两个阵营。

“关里人”,就是指1960年挨饿时,政府移民来到这里的山东人;“大荒人”,就是指1960年以前,在这里居住的坐地户庄稼人。屯里习惯称之“坐地户” 为“大荒人”;称“山东人”为“关里人”。

“关里人”,虽然是屯里人的通常叫法,但严格意义上讲,还不够准确。从广义来说,“关里人”和“大荒人”,分界应以山海关为线。原籍山海关以里,为“关里人”;原籍山海关以外,为“大荒人”。而我们屯的”关里人”,全是鲁西南来的,应叫“山东人”更为贴切。

我们屯的“关里人”,是属于末代闯关东的山东人。

五户人家,二十几口人。他们没有像几代闯关东的前辈们那样,盲目流入北大荒的“闯关东”,留下很多辛酸苦涩、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他们来到我们屯,却是有组织的“闯关东”的集体移民,其生活境遇要比前辈好得多。虽然所留下的故事,也有前辈“闯关东”的辛酸苦涩成分,但甜蜜温韾的幸福生活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在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个冬天非常寒冷。

外面,老是飘着雪花,天气嘎巴嘎巴的,呵口气都冒缕白烟。

有一天,生产队的院子,忽然拉回两大胶皮车人。

听大人说:“这是闯关东的、移民到咱这里落户的关里人。”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人的居住,是个大问题。因秋天没有准备,冬天是盖不了房子的。又很突然地接到通知,让小队长措手不及。

移民闯关东的人们,户数之多,人口之多,冷不丁没有地方安排住,真是个很头疼的大事呀。

队长组织开个队委会,就在队部收拾两间仓库,盘铺火炕,堵上墙缝,安上炉子,才将就安排两户;另外三户,人口少,在几个社员家找铺北炕,或者找个西屋,也就将就住下了。

记得在第二年开春,队上给五户移民,张罗脱坯买檩子,砍房架子垒墙,帮家家盖上新房子。且一切费用,又都是由队上负责。

大荒的春天,万物充滿生命的气息。屯里闯关东的关里人,在第二故乡的第一个春天,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儿。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环着东北特点的耕作生活习惯。

这个冬天,让我刻骨铭心。后来,人长大了,我有了对事情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考证,确定这个冬天,是属于1960年的冬天。

那时,我刚八岁。如今,人已过六十。很多童年里的往事,在记忆中都不清晰了。但1960年冬天的那个大雪天,那两辆胶皮轱辘大车上的移民,其情景至今在我脑海中却永远不能忘记。

我清楚的记得,两辆胶皮轱辘大车上的移民,共五户人家。仪姓两家,魏姓一家,李姓一家,曾姓一家。五大家子人,数巴数巴,共计二十多口子人。

我还记得那会,新来闯关东的五户人家的大人,有的与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还有的与我父亲的年龄小个十岁八岁的。小孩的岁数,有比我大点的,有比我小点的,也有与我一般大的。

在童年里,小孩玩时,都愿找同龄的一起玩。合群合练儿,只几天就浑和了。与我一起玩次数最多的小朋友,是仪姓两家与李姓一家的孩子,因为有的我们是般大般的孩子。

记得有一件事,非常有趣。越有趣的事,记忆越深刻。直到现在,我也能回想起那时细致的情节。

那是五户移民刚来不久。一个晚饭后,我们坐地户人家孩子,在一起打雪仗玩,新来的山东孩子们,他们好奇地围着我们看热闹。

我问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穿着花棉袄的小男孩:“你姓啥?”

他用山东腔答道:“我姓尼了咕噜嘎。”

我们听不明白,他究竞是姓啥?便哈哈大笑起哄。

他没说啥,知道口音不一样,解释也解释不明白,便没趣地回了家。

还有一次,我们在队部里闲扯蛋,便学着大人编的“冷”故事,用来吓唬这个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

“说大荒冬天的冷,嘎嘎的,冻人冻得冒尿。吐出唾沬,落地出个钉;一出门,胡子便让兵(冰)围上。小孩上外尿尿,得用棒打,否则冻成个冰棍,连在鸡鸡上,回屋一拽,把鸡鸡就拽秃噜皮了。”

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听后,吓得大白天都不敢出门尿尿,就往屋里尿盆子直接哧。

大人问他:“为啥大白天往屋里尿尿?”

他回答大人:“怕把鸡鸡冻掉了。”

大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我和这个姓“尼了咕噜嘎”的山东小朋友,又住上东西院邻居。其实,他姓仪,小名叫仪二孩,照我小一两岁。有的时候,我们一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两个人便开怀大笑起来。

自屯里移民来五户山东人后,般大般的小孩很快融入一起。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玩。“冷”的故事,再也吓不住人家了。记得我掰过小手指,也算计过多少次,他们每家多少口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还是真亮的。

在我们屯里,多少年来形成个习惯,大多称呼人,往往不叫大号,却以“大、二”序字的绰号称呼。如对五户“关里人”的户主都直呼:大老仪、二老仪、大老李、大老曾、大老魏。叫“大”,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山东大汉;其实,他们长的剂子,也并不咋大,纯属是顺口习惯而已。

外号,在我们屯,没有不尊敬的元素;而在人和人之间,却显得又特别亲切、近边!

 

大老仪,从屯邻论,我们叫他仪大叔。

仪大叔,没啥文化,可社会世故还很圆熟,处世为人很有分寸。谁当队长,都能来上来。他也不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有点老好人的架式。有的时候,要是“倔”劲上来了,还真有点山东棒子的“棒”劲。

仪大叔身边,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我与男孩中的老大金平,年龄差不多少;金平在家排行老二,身上有个姐姐,身下有个妹妹,妹妹身下三个弟弟。男孩中的小三、小四,是在大荒生的。

仪大叔家,住在屯东头道北,三间土坯平房,在我记忆中,一直都没有搬过,好像翻盖过两回。

仪大婶小脚,精明灵巧。屋里多暂都收拾得有模有样,大人孩子穿得干净利落。队上吃夜饭,我很喜欢金平带的咸菜。那是大婶做的,味道好吃极了。那时,平常也没什么好菜好吃,吃几口大婶做的咸菜,也就像开了胃似的,能多扒了两碗干饭。

记得清楚,金平没念几天书,就回队上干活了。后来,当上队里大老板儿,参加了队委会。到信(注1)媳妇的年龄后,又到关里家说个媳妇,带回来与大叔分家另住了。两口子在大荒又生了两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不错的。

当年,因一件事的原因,我对他有点成见。记得在他当大老板儿时,我在队上刚参加劳动。一次因我干活不跟趟,误了他的车落后了。没完成定量,没得到奖励。事后,他便向队长捅咕了我一次。对此,我有点小肠鸡肚,背后总是鼓着意见。

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对这件小件还是有点不理解。记得当时,气得我来个小报复,在“磙子一响就換队长”时,我没投他的票。结果,他就差我的一票,他没当上小队长。我也算解了气。

现在,时光一晃,几十年便转眼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一旦回想起来这些镜头,自个对自个当年耍些孩子气的糗巴事,除了心里一些自责外,还偷偷地笑话了几回。

记得在我离开家乡十几年后,大约在2000年的一个夏天,金平忽然到城里来找到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且这些年又一直没啥来往。当然,我要热情接待。

我们唠些家常便嗑,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也顺便打听下他家孩子大人的近况。看样子,我猜出金平有什么事有求于我。

最后,他红着脸对我说:“家有点急事,得需点钱急用,你能帮这个急忙吗?”

金平连用这些“急”字,看得出,他是真着“急”了。

那年头,钱是硬头货。念着几十年的感情,我忘了那次不愉快,滿足了他的要求。临走,他还说了句让我感动的话:“还是光腚娃娃,一小的交情就是铁。”

2012年过年时,我回趟老家,去看望大姐和四弟。

在四弟家,我问起金平近况。四弟告诉我:“上两年因一次帮工,给人出车(四轮子),翻车出事了。现干不了重活,全家人回关里家去了。”

其实,老屯的一些经历,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仪大叔家来大荒后,两个女儿在本地出嫁了,也找的是外屯闯关东的山东人家。

据知,老大的女婿是个老民办老师,是全公社最老的“民办”。后来,集体转正成公办老师,现已退休。至于老二情况,就不清楚了,听说是找到街(注2)东去了。

仪大叔的四个儿子,老大金平回了关里家。

老二在大荒找个本地姑娘,还在屯子道南住,两间房,几个孩子记不清了,反正是个闯关东的“扎根族”。

老二叫超群,年龄与我老弟差不多。他的媳妇,是我中学时代一个同学的外甥女,家在“大前岗”屯子住,是个很好的农村孩子。在没过门时,仪大叔家盖房子,土坯墙上摔大泥,正是初春寒风剌骨的季节,便伸手跟人家一起摔,也真够朴实的了。

我这个同学,是公社的社长,在包我们队时,就相中了超群。超群小伙漂亮,一米七几的个。结婚后,与仪大叔分住。小两口生了孩子,日子过得很美满。孩子的一半血缘,在大荒;另一半的血缘,在关里。“两合水”的后代,又扎根在大荒上了。

这次回老家,我发现家乡变化太大了。在老四房舍西边,冷不丁起来三间崭新的砖瓦房。这是仪大叔家的老三新盖的房子,全屯也说得出。漂亮的白瓷砖墙,衬着塑铝窗窗户,非常吸引我的眼球。

我总纳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其中房子的变化,应该就是个缩影。房子变化,又体现在窗户上。从木窗到空腹钢窗,从空腹钢窗到铝塑窗,铝塑窗到塑钢窗,塑钢窗到塑铝窗……每个阶段的窗户发展过程,记载着家乡老屯的向前脚步和速度。

我和小三唠一些家常嗑外,忽然想起他弟弟小四,便问:“现在小四过的咋样?”

小三告诉我:“在我们十几岁时回关里家,他在下河里洗澡时不慎淹死了。”

我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四弟家里,在脑海努力地去搜索着对小四的记忆。但因当时小四小、我又远离家乡早,怎么也想不起关于小四的记忆片断来。

四弟告诉我: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老年丧子的仪大叔,在改革开放后,就带仪大婶回关里家了。

仪大叔现是否健在?如果现在健在的话,也该八十大几了,接近九十边了。年轻时闯关东,带着孩子来到北大荒;而老了,又借着农村改革的春风,重回到老祖宗的老根下。

仪大叔身躯是支圆规,心脏是个支撑点;他用一生的时光,划个大大的圆圆的句号;而圆的起点和终点的规口,又到鲁西南第一故乡上相交成了圆圈。

这是中国的“圆”,这是闯关东关里人心里的“圆”:人心思乡,叶落归根,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圆”!

 

二老仪,比我父亲小几岁,我叫仪二叔。

当年,仪二叔在我家东院盖的房子,我们是东西院邻居。

俗语说:好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们俩家,虽然不是对门,但是近邻,也够近的了。我们家的房子跟他家的房子也就一丈远。

那个年月,屯子的邻居,夏天夹个小园,有个院子;冬天就是敞八道子,没有界线;邻居间相互沟通,非常方便、融冾。

我们家和二老仪家,走一个当院道。平常,小猪小狗小鸡小鹅,在两个院子来回乱溜达。没有地盘分界,非常自由悠闲。

我打小认为,仪二叔,大个,很瘦,很有精气神,一看就很有气质,看架势不像个农民架。他衣着穿戴与屯子人不同,总与社员们格格不入。他长着滿脸连毛胡子,人们有时叫他二老仪,有时叫他大胡子,他本人倒是也不在意。

仪二叔在关里家时,有一套穿的“哆嗦布”(丝绸布)衣裤,闯关东也带了过来。在农村穿上它,是很显眼的。记得是乳黄色的,风风溜溜,凉凉快快,哆哆嗦嗦。屯子人别说没穿过,连见谁穿过都没有,更不知道叫啥布名了。

那年月,庄稼人穿的是花旗、斜纹、细布,但都是棉线的,用现代人观念说,都是好东西。可当时,这些是低档的,只有庄稼人穿。

仪二叔干活,很爱出汗,每次都见到他身着哆嗦布衫,让汗浸出白印,一圈套一圈的饸饹。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是小队打头的(领工员)。一次,他心疼地对仪二叔说:“白瞎了,把布溚烂了。”

仪二叔苦苦一笑:“早破早换新的,没啥可惜的。”

不知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在干活时,却见不到仪二叔穿哆嗦布衣褲了。人们猜,可能穿破扔掉了。后来,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琢磨:当年仪二叔与父亲说那话,是种无奈,是为了忘却在城里上班时的岁月,忘却挨饿的时光,一切喜悦和烦脑,随着哆嗦布逝去而渐行渐远了。

二老仪与大老仪,是一个庄的,住的具体多远、血缘具体有多近,我一直没问过。知道是一个辈份上的,名字当间犯一个“洪”字。年龄比大老仪小个两三岁。再加之,关里人非常抱团,又是一家当户兄弟,所以平常走得非常近。

二老仪在五户移民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人。有很多时候,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高傲,对队干部不冷也不热,对邻居彬彬有礼。因不会来事,他也不想那么会来事,所以队干部不太得意他,可也不咋嗝应他。

二老仪在闯关东临起身的前几天,还在枣庄煤矿的一个商场当经理。上班时,与家人两地分居。那时的政策,农村户口也带不到城里去。再加之挨饿没粮吃,他在煤矿上班吃供应粮,也没啥宽悠,帮不了家里老母亲和大人孩子。正好赶上政府动员闯关东,媳妇与他商量,他便毅然辞去工作,带着媳妇和孩子来到大荒上。

仪二叔闯关东,并非举家全迁。家里老母亲不来,得有个孩子照顾奶奶,他便把大女儿和大儿子扔下。在我们东西院做邻居多少年之后,我才见到他大儿子的面。

那暂,我毕业回乡,仪二叔的大儿子来到他身边。大儿子叫金锁。夏天,我们同在队上一起干活;冬天,我们同在猫冬中一起玩。年龄与我相仿,长得与仪二叔很像。人也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为人处事,比仪二叔圆滑。人缘很好,口碑也不错。

当时,本屯有个姑娘,很喜欢他。两个人干活互相帮助,放电影一起观看;连挑水碰上一块,担子不放都要唠上一阵子。那会我看,两个人是必成无疑了。

但是,好事不一定有个好结果。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终究没逃过世俗偏见的封杀。那暂,屯里人谁要谈对象,是要受到背后戳脊梁骨的;两个人黄的另外原因,主要是大荒人和关里人的“两地人”;除因生活习惯和地域偏见外,还有个原因是仪二叔家穷,又没有社会地位。

不久,金锁那位心爱的姑娘却又找了婆家,对象是屯西头的一个小伙。听说,是父母做的主,姑娘好顿闹,哭了好几天。但到头来,也还是上了娶亲车。

之后,大老李的大儿子长珠,在北边拜泉给金锁介绍个关里家闯关东的姑娘,是老乡。后来全家搬过来,住在长珠的下屋里,两个准夫妻和两个准亲家,相处的也都很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金锁张罗要结婚时,女方的大人,突然提出解除婚约。不长时间,金锁女朋友便跟着大人,全家搬回关里家了。具体啥原因?我现在也没整清楚。

经过两次感情的打击,金锁的精神曾一度崩溃。不过,人还得在队上干活,但明显笑声少了,话语少了,像另一个人似的。我们虽然住在东西院,可来往也明显减少了。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离开家乡后,再也没见到金锁。回家听老屯的四弟说:“从那后,金锁又回关里家看护奶奶去了。”

据说,后来金锁还回来一趟,是关里家集体组织来东北黑龙江农场修什么水利工程,离我们住的屯子很近,就请假回来看一下父亲和母亲。

后又传说,金锁没有娶媳妇。说金锁立志,这辈子永远不娶。至于现在,金锁说没说上媳妇,我就不得而知了。

仪二叔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年龄,与我大姐差不多。身下是大儿子金锁,二儿子占元,最小的是个小女孩。记得小女儿,是在我们东院出生的。

大女儿叫什么,记不清了。刚闯关东时,她没来,与金锁一样,扔在家里,照顾奶奶。她从关里家来的时间,比金锁早,来时大约十七八岁,与我大姐一样,都是整劳力了。

可不幸的是,因一场大病,夺去了她本来身体很强壮的年轻生命。那时我小,也没听说叫啥病名,即使知道也不知咋回事。就听过母亲说:“东院的你仪姐,得个邪乎病,说没就没了。”

一个闯关东的生灵,不是与环境抗争、与生活抗争失去了生存价值,而是一场被意想不到的病魔夺去了鲜活的生命。十八岁的女孩,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饥饿,挺过来;困苦,挺过来。一小,父母闯关东,扔到奶奶身旁;刚来到父亲母亲跟前,才没有几年,却又走了。走了,却是永远地离开人间,把尸骨埋到了天堂的大荒上!

我看到,当时的仪二叔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长大了,我才真正理解了仪二叔丧女的心情。如果是在关里,如果这里的医疗水平高,如果……人间没那么些如果,至此,那时,有文化的仪二叔,一定会想得更加复杂。

仪二叔的二儿子,叫占元,就是刚来时叫“尼了咕噜嘎”的那个穿着花棉袄的小男孩。年龄与我四弟差不多,他们一起念书,一起劳动,又是东西院邻居,处得也很铁。

占元初中毕业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也不能再往上念了,就回乡到生产队干活,当个地道的农民,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听说他老妹找了个闯关东老乡的对象,也没回关里家。仪二叔家,只有占元和他老妹两个人,是个纯粹的扎根关东的“扎根族”。

占元的媳妇,是前屯的闯关东山东老乡的一个姑娘。经大老李的大儿子长珠介绍,两个人结婚的。婚后在后院买了座房,是我表哥家搬走卖的。三间房,很宽绰。小日子过得很红火,生有几个孩子记不清了。

听说占元没回关里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占元在前屯住的岳父没有回关里家;所以占元全家便随媳妇的意愿,也就没有回关里家去。

占元个儿不大,地缸子身板,勤劳认干,过日子有方,与屯邻处得很好,人缘不错,特别与四弟和冯立国三人特好。三个人是般大般的,念书时是好同学,干活是好朋友。后来,立国当上队长,占元当上财经,四弟当上排长,人称“铁三角”。

上段时间,我回老屯,见到占元。人老了,接近六十的人了,孩子们都完事了。家里有几十亩地,老两口种着,有吃有喝。我们唠起来儿时的“尼了咕噜嘎”,又唠到后来成家立业一路艰辛,还唠今后在前辈闯关东的道上如何走着……

我话锋一转,问他:“还回关里家吗?”

他没加思索,答我:“探亲一定得去,至于回不回去现不确定。”

看到占元这样,我又想起仪二叔。听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仪二叔因身体原因,老俩口老早从东北回关里家治病去了。

那个时候,关里家的医疗水平比大荒高,再加之山东老屯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很多关里人都返乡了。

仪二叔得的啥病,我不清楚。

我在生产队时或是现在,都始终认为,在我们屯子,仪二叔是史无前例最有知识的人。

在过去,过年写对联,一个屯子找出个人来都难。在我没上学前和仪二叔没来之前,屯里都找张大姥爷写。屯邻叫的,咋论也不知道。其实张大姥爷比我父亲大不少岁数,也没啥文化,字写得也实在一般,是靠写“聚魂码”贴习了几个字。

在我上小学时,练了几天描红后,就意识到张大姥爷的字一般般。但一个屯子也没识字的,张大姥爷就算是文化人了。过年写对联,排号往家请,这是我童年里第一次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时,就给家写对联了。其实也是个偶然机会,我才露下手。屯里自仪二叔来了之后,写对联就是他的了。那次,是仪二叔出门,正赶上临到年关,我索性拿笔写了,反正是自个家用。待仪二叔回来,还特意到我家门外看我写的对联,虽然写的不好,但却受到他的表扬。

当时,听到仪二叔的认可,就像得到一位书法大家肯定一样,多少年之后心里还乐滋的。

仪二叔字写的好,算盘打得也好。

有的时候,秋后分红,小队会计找他帮忙,好吃好喝供着。说是好吃好喝,其实也就猪肉炖粉条、小鸡炖土豆之类,另来瓶一元糠夫,再来一盒黑杆烟。用现代标准看,这不算好嚼咕。但在那暂,可是过年的水准。

再者,在庄稼人眼里,打算盘可是个大学问。什么大扒皮算法,那是神算。在左邻右舍眼里,仪二叔是上等人。其实,更深一层讲,仪二叔不只是单纯地打算盘,而且很懂会计科目。

可就是这么个能人,却直到回关里家前,从而立之年到老年,二十多年时光里,小队会计换了十几茬,他却始终没有沾过会计的边。

后来我就纳闷,为什么仪二叔没有当过小队会计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他不会来事,二是与小队长关系不好。

因那年代,会计与队长栓是在一个绳上的蚂蚱,上就一起上,下就一起下。二是队长不是关里人,自我记事时起,关里人还没有当过正队长的。等后来长珠当队长,他都过口了,所以也就把他扔在脖子后了。

仪二叔字识的多,写的好,算盘打得溜道,又懂会计科目,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知道的也多,哪朝哪代,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每当铲地,大家都愿靠着仪二叔的垅,他讲评书;地头歇气,大家都愿围着仪二叔坐,听他白话。

仪二叔说话、理解问题也与众不同,能分析到高层面。所以,在老乡遇到难题大事,都必须请仪二叔,讲出道理,分出层次,计划几步去实施。总体看来,仪二叔像个军师,滿腹都是道道。

仪二叔精明,但也有点背的时候。其原因,还是地域歧视问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开始一看见他,都有点脸红。我觉得,我家对不起人家,是我父亲牵连了他。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念高中时,正值“文革”初期。一天晚上住工,在南大界收工,正挨着前屯的高粱地。高粱扦完,个子码着,又没看青的(注3),天还黑,父亲和仪二叔两个人便背了两个高粱个子回来。半道累了,歇着抽烟;抽完烟,起来再扛回家。

结果,第二天出事了。前屯的连长,顺着脚印码了过来。破案的线索,是在昨天抽烟的地方,捡了一条抽烟纸;烟纸条正是老弟田字格封皮,而那条纸又正是写老弟名的地方。案子,一下破了。

我们大队连长,和前屯大队连长,两人一商量,把案子就定了性。当时,他们认为,我父亲是队上打头的,又是贫下中农代表,是不能出这个坏道道的;而二老仪道眼子多,又是关里人,主意应是他出的,让他在全大队游街示众。这样,仪二叔丢砢碜了,而父亲还照样领着社员干活,此案也就算解决了。

事后,有几次我见到仪二叔,就想起他拿着铜锣游街示众情形,脸发红心急跳,好像我家做了什么亏心事对不起仪二叔似的。

在多少年之后,我毕业回乡务农,与仪二叔处的很好。在一个恰当机会,我又挑起这个话头。

我问仪二叔:“那次偷高粱游街,你咋就承认是你出的主意了呢?”

仪二叔告诉我:“凡事要想得开,拿几穗高粱也不是多大的事,一个人扛着也能扛得动。”3

朴素实在的话语,充满了担当,令我感动。

打那,我对仪二叔的“高风亮节”,更另眼看待了。

自从我离开家乡之后,很少见到仪二叔了。一次回乡,见到东院仪二叔家土房坍架了。我问四弟仪二叔近况。四弟告诉我:仪二叔回关里家了,后来瘫痪了,再后来就去世了。去世时年龄不算太大,时间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仪二叔也跟仪大叔一样,家里的人,在大荒和关里家,里一半外一半的。第一故乡,山东是老根;第二故乡,北大荒是新根;根和根,盘根错节,拧扯一起;风霜雨雪,阳光哺育,枝繁叶茂,撑起“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片天。

有的时候,我就展开想象的翅膀,来定位我们屯关里人两个故乡的关系。如果说,山海关是条扁担,鲁西南和北大荒是两只篮子;那么,山海关的一挑子,便担起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个故乡。

 

大老李,屯邻我叫他李大叔。

李大叔年龄比仪大叔、仪二叔大点,比我父亲小点。小个,不足一米七,很壮实。人一说一笑,不笑不说话。在童年印象中,李大叔很油滑。不管谁当队长,他都能来得上,所以在生产队里很吃香。

李大叔的新房子,也是迁民第二年春天盖的。坐落在前街,生产队西院。再往西,就是二队的住户人家了。社员在队跟前干活时,歇气都喜欢到他家坐一坐。

李大婶个子高,比李大叔高一小块。虽然个子高,但长得四衬。人利落,家收拾得干净。小脚,属半达子的小脚,裹一半,放一半,走起道来还算稳当。

李大婶的儿女, 个个长得个都高。男孩、女孩,都随母亲。真是验证了“娘矬矬一个,爹矬矬一窝”那句老话。孩子们长得扯条水亮,缕瓜顺眼。正像屯里人讲的顺口溜:“个大门前站,不穿衣服也好看。”

李大叔过来我屯时,一家六口人,老少三代。一堆过来的,有三儿子、四儿子、大女儿,还有二儿子的女儿。按排行顺序:三儿子、大女儿、四儿子(老儿子)。大孙女一小丧母,一直跟着奶奶,闯关东也带着“闯”了。

三儿子叫长红,比我大两岁;四儿子叫长青,比我小两岁;大女儿叫凤晨,与我同岁。来到大荒后,长红、凤晨就不念书了。长青念到高中毕业,大孙女念几天也就不念了。

李大叔有文化,具体念多少书?不知道。据关里人说,在关里家时当过大队会计。不过,到东北这些年,连小队会计也没干过。也可能犯仪二叔的同病,关里人人单势薄,在大荒也受欺生吧?

李大叔很会来事,在为人处事方面,既有大老仪的圆滑,又有二老仪的层次。从文化知识上,他不如仪二叔,从社会知识上,仪二叔不如他。在队上,得罪人的事找不着他,好事便宜事拉不下他。李大叔虽在队上没有当过官,但从我记事起,李大叔在队上丁巴当保管员了,其码连任了好几年。

保管员是生产队“十种人”之一,小嗑说:“五种人,保管员,五谷杂粮吃的全。”顺口溜,是农民的即兴创作,多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那年月,如在生产队能当上保管员,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是谁能干上,那仅次于队委会的委员了;从实际来说,有的没有实权的队委会委员,还不如保管员呢。

在李大叔当保管员的后期,我俩处的很好。那是我回乡务农时,因喜欢写点稿子,与报社杂志常有书信往来。保管员管报刊书信收发,我有书信李大叔第一时间送给我。再加之队上订报,我又常到他那里读报,给了不少方便。

那时,队上订的报刊,大致有这么几种: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农村报、红旗杂志、党的生活等。因我喜欢文学,自个订几本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黑龙江艺术等,多了也订不起。当然,收接全由李大叔帮忙经管。

李大叔在关里家,一家当户多;在大荒,扑奔李大叔来的亲属也多。我掐估算过,当初队上来的五家移民中,大老仪、二老仪、大老曾、大老魏家来的较少,而李大叔家从关里家过来投亲靠友的最多。在他家的亲属中,李大叔好像是个轴,顽强地支撑着鲁西南和北大荒的两地衔接。

李大叔的二儿子,叫长珠,与我二哥年龄相仿。他原没有来东北。当时因分家另住,又刚刚丧去媳妇。在父亲母亲闯关东时,把前妻扔下的唯一女儿让母亲带了过来。

后来,在1972年左右,长珠领着新信的媳妇来了。住的是他爹的下屋。矮矮的,窄窄的,倒是好收拾,冬天屋子又暖和。下屋原是李大叔的仓房,长珠来时,收拾一下便先栖身。下屋坐落在大房西南角,离大房也就几米远。虽然各起把伙,上下屋有点好菜,吃饭时各端过来,倒是方便。

在我们家乡这疙瘩,房子朝向都朝南,叫正房。仓子都是厢房,朝向都朝东的多。偶也有正房仓子,但要比主房矮,叫偏厦子。

长珠住的仓子,是厢房。间壁一下,分出里外屋。我们老屯,房子不计算面积,叫两间三间。用现代计算方式,长珠住的厢房面积,也就二十平左右。好歹就两口子住,不需那么大地方,也算能住开。

长珠在家排行老二,我便叫他长珠二哥。至于,李大叔的大儿子,长珠的大哥,据说后来来过大荒一次,看望李大叔、李大婶及弟弟妹妹们,但我是没见过的。长珠现在的媳妇,原是结过婚的。在关里家时,经人介绍,他们结婚凑到一起过日子。我叫她二嫂,时常也说几句玩笑话。

后来,长珠搬到屯东头,新盖两间房,紧靠屯东头南北道旁。这时,长珠已经当上小队长,记得任期不是特长,只是磙子响过一两次,就结束队长生涯。

那暂,屯里有个习惯,叫“磙子一响,就換队长”。越穷的小队,队长换的越勤。粗略统计,自人民公社以来,从屯这头隔一家算一家数,再从屯那头隔一家算一家再数,差不多都当过队长,除非矮子瞎子带滚蹄。这样说是有点悬乎,但实际确实换的很勤。

长珠二哥和长珠二嫂,没有生孩子,便要了个孩子在身边。是个小女孩,是二嫂弟弟的。

二嫂的弟弟,名叫岳曾明。上两年,只身一个人,扑奔姐姐、姐夫来东北的。

当时,岳曾明没有媳妇,是个小单公子。小伙子跟他闹玩时,叫他“要正命”。小岳比我大好几岁,在关东干两年后,便回山东老家娶回个媳妇。媳妇也不错,又有些文化,在屯里老娘们当中很出色的。

据说,曾明回家相对象时,自称是公社干部,女方家好个欢喜,立马就张罗把婚结了。当然,小岳是看不露馅的,也有一定水平,人模狗样的。媳妇跟丈夫回到东北,一看小岳是个老社员,但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顺应就范了。

这些,不知是曾明自吹的,还是庄稼人们瞎编的,或是真的,或还是假的,反正他把媳妇弄到了手,这倒也是实嗑。

其实,这只是个传说。本来两个人很恩爱,又都很优秀,即使当社员,也是一等的社员。靠两个人的智商,下一代也会聪明伶俐。从两个人情感上,局外人看不出“骗”和“被骗”的关系。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希望要看出坏的结局,可事实却不向他们坏点子的方向发展。结果连续生了两个孩子,老大给了姐姐,也就是长珠二哥家。

后来,曾明回了关里家,记得是农村改革之前的事。人走了,屯里的人们又议论开了,说曾明他看婚姻稳定了,才领媳妇回关里家了,这“正命”证明自个绝顶的聪明。

又后来,长珠二哥和长珠二嫂也回关里家了。

再后来,又听说长珠二嫂上吊死了,还听说要的孩子又回亲生父母“正命”那里去了。

据说,在上几年,长珠二哥到过林甸去打工。现在算计一下,也该有七十来岁了。

我想,一定二哥过的不咋宽裕,否则这么大年龄,咋还能出来打工?说心里话,有时,我还很想念他的。

记得,李大叔老早就离开老屯回关里家了,比长珠二哥早些年。这些我只是听说,因我从家乡进城很多年,家乡信息不太灵活。记得李大叔回时,好像把长珠二哥的女儿,也带回了关里家。

李大叔的三儿子,名叫长红,比我大几岁不多。人老实厚道,言语少,能干活,性子好,没看过他着急的时候。

长红来东北后,就不上学了。从干半拉子,到干整劳力,又当上领工员打头的,之后又当几年副队长。

李大叔的儿子,在大荒算是很有出息的了。长珠、长红都当过队长,风晨还当过妇女队长,李大叔本人还当过队委会的。在闯关东的老乡眼睛里,李大叔的孩子与同来闯关东的老乡比较,算是出类拔萃的。无怪乎老乡说:老李家有官相。

我回乡务农后,与长红关系很好。他对我照顾很大,我也很感激他。记得在我有病不能干重活时,他安排我到北地看园田地,既不出力,还能赚工分,真让其他社员眼红。

长红到了娶媳妇年龄,去关里家领回一个姑娘,叫啥名我忘了,记得姓夏。长红两口子,一直与李大叔、李大婶一起过,很孝敬。我叫他三嫂,见面说些笑话,是个很随和的女人。

我记得,长红三哥在1973年左右就回关里家了。回家之前,我请他吃饭,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也略表一下不舍的心情。之后,他回来一趟看望父母,我们见了一面,他向我学了关里家人多地少,但企业发展极快,生活越来越好。再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和联系。

李大叔的四儿子,也是老儿子,叫长青,比我小两岁,念小学时在我下一班。李大叔的儿女中,长青文化最高,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后,本屯住的一个大队长当媒,把外甥女嫁给了他。当然,也是老李家求之不得的事。一保就成,婚后生了几个女孩。因媳妇是本地人,他便也不能回关里家了,成为李家男孩中唯一的一个“扎根族”。

那时,大荒人一般不愿意跟关里人通婚,所以,多数关里人的男孩都回关里家信媳妇,像长青这样能跟大荒女孩结婚的很少,而且还是大队干部的外甥女,长青的姐姐风晨还找了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大荒人,足见李大叔家在我们屯的信用。

长青与我是光腚娃娃,一小就在一起玩。务农后,因舅丈人是大队干部,他便到大队开拖拉机。那时节,开拖拉机是个肥缺,很吃香的。很多人挖门盗洞都开不上,长青却轻巧地就干上了。自生产队解体后,他回家种自个家分的土地。日子过得倒也不孬,因家里都是女孩,也没那么多花销,孩子也都完成事了。

去年,我回老屯时,见到长青。他身体还很棒,种点地也累不着,精神状态也不错。

我问他:“还想回关里家不?”

他跟我说:“还回啥了,儿女都在这边。”

听说长青的姐姐也没回关里家。风晨找个对象,是在公社收购站上班的。在二十几年前收购站就黄了,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我也没有打听。

李大叔在关里家,是个大家族,一家当户多。记得刚来东北时,扑奔他来的家族亲属不少。因李大叔在东北维护的好,奔来的人能落下户。在那时,单崩来的关里家的人,是不咋好落户的,小队对外来户控制很严。

记得扑奔李大叔来的,最早是他本家的一个侄子,能有二十七八岁,在生产队的队部住。队部跟李大叔家东西院,吃饭在李大叔家吃。当时我刚上小学,瞅李大叔侄子很高、很壮。

他叫长田,识几个字,爱唱口山东梆子戏。每晚住工,在夜色中,站在队房后,愿意喊两嗓子。他的嗓音很高,声音穿透力很强,夜静从队房后响遍全屯子。久了,一些老娘们炸窝了,去找李大叔,说影响睡觉,之后再也听不到长田那响亮歌声。

这是“文革”前的事,长田只呆两年,就回关里家了。在他来的第二年,他的亲外甥也扑奔他来了。也住在队上,吃在李大叔家。他外甥叫贾孩,父母不在了。年龄与我二姐差不多。嗓子也好,在队上宣传队当独唱,我记得唱《不忘阶级苦》忒投入,能唱掉眼泪。后来当兵去了,回来分配当了工人,在本地说个媳妇,家就扎下了。记得上几年在安达街里碰到他,还唠起几十年前队上的一些往事。

扑奔李大叔的亲属,还有个他侄女全家。据说,是贾孩的亲姨,长田的亲姐。侄女女婿姓楚,可能得过吊斜风,落个后遗证,人们叫他“楚老歪”。在我家东边住,记得只住几年,在“文革”初期就搬走了,其他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

在东北这疙瘩,李大叔家老乡来的多,走的多。到头来,也扔下个里一半外一半的“残局”,但不能谈到是好或是不好。最后,就剩下长青和姐姐风晨,两个人没有跟父母回去,继续在东北生活,第二故乡逐渐转正为第一故乡。

故乡,是个沉重字眼,珍藏着太多乡情、亲情、爱情的故事;故乡的土地,是生长生命的摇篮,悠荡着岁月流年的南腔北调,养育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待续)

 


1:信,当时关里人把给男孩找媳妇说成“信媳妇”。

2:街,读gai,一声,阴平。“街”是当地人对县城的称呼,指明水县,街东,即明水县城东。

3:看青的,即护秋员,是在庄稼快成熟时,生产队里安排的看护人员,防止有人偷拿成熟的庄稼果实。

4:外地里,就是堂屋,那时我们东北老家,习惯上称堂屋为外地里,也是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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