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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浅析妨害公务罪的“暴力”和“威胁”

湖南省刑事法治研究会 2017-12-21 06:38:34

 



 

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通过对各自职责义务的履行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国家工作人员公务的顺利进行是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在实际生活中,不乏一些对国家工作人员“恶行恶语”的现象,为了保证国家的健康运行不受不法限制,妨害公务罪应运而生。然而在司法实践上,由于该罪中“暴力”“威胁”手段却缺少相关权威解释,导致对这一罪名的把握难。下文将对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与“威胁”作具体阐述。

  

法条链接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妨害公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内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一、“暴力”、“威胁”的内涵分析


 

“暴力”的内涵

学界对“暴力”内涵主要争议点围绕暴力是否包括间接暴力与是否包括无形力两个方面。对此,学术界主要观点有如下三种:


暴力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实施殴打、捆绑或者其他人身强制行为,致使其不能正常履行职务或者职责。

暴力既包括对人的暴力,也包括对物的暴力,即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相结合。以张明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暴力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法行使有形力。只要求针对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暴力;既可以通过针对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辅助者实施暴力,以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也可以通过对物行使有形力,从而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以物理影响,以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认为暴力包括有形的暴力与无形的暴力。以黎宏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只要是对公务等的执行产生妨害作用的物理的强制力量,即便是采用催眠术、药物麻醉、酒精灌醉等无形力量,都可以看作“暴力”。


笔者认为,第一,“暴力”应当包括间接暴力,但限于对实施公务有妨碍作用的间接暴力行为。因为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公务的顺利进行,对人身的暴力会妨碍公务自不用多说,但是对物,如警察抓捕犯人时砸坏警车行为,虽没有对直接职务执行人造成损伤,但显然导致了公务无法顺利进行,侵犯了妨害公务罪的法益,应当被妨害公务罪所包含。但同时,如警察在出警之际,行为人暴力毁坏了一辆废弃警车,对警察公务的顺利进行并无影响,则不应该构成该罪。第二,“暴力”不应当包括无形力。首先,将“暴力”解释为用药麻醉、用酒灌醉等行为时,超出了“暴力”本身具有的含义,不具有国民预测可能性;其次,我国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中规定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而用药麻醉、用酒灌醉等方法均属于其他手段之中,若在妨害公务罪中将其纳入“暴力”含义中,未免有所不协调;最后,妨害公务罪并非因为没有“其他手段”这一规定而放纵这些无形暴力,在妨害公务罪第二百七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式,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一规定就是对用药麻醉、用酒灌醉等行为处罚的依据,界于这一行为的危害性小于有形的暴力,因此要求有“造成严重后果”。

(一)“威胁”的内涵

“威胁”的内涵

“威胁”是指行为人预告不利后果,使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恐惧,迫使其放弃或不正确执行公务的行为。对此,学界观点大致相同。威胁的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书面方式,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威胁。威胁内容既可以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人身、名誉的威胁,也可以是以其近亲属的人身伤害相威胁等等。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对于告发的行为,如果告发事实属实,告发方式合法,出于打击犯罪与鼓励公民监督的积极性,那么这就不属于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如果告发事实为假,行为人主观有妨碍公务的故意时,诬告陷害行为导致了妨害公务的结果,两者属于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成立诬告陷害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牵连犯。第二,对于警告的行为,是否足以达到妨害公务罪中要求的“威胁”的程度,应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判断该警告能否左右国家工作人员对公务的执行,若能,则应肯定其属于“威胁”。第三,对于上级的命令行为,对于上级出于故意,下达违法命令妨碍公务的执行时,可以认定属于“威胁”,即可以构成妨害公务罪,若该违法命令并未出于故意或者下达的为正当命令时,则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二、“暴力”、“威胁”行为的限度


我国刑法对于妨害公务罪只简单规定了行为方式有“暴力”、“威胁”两种,却并未出台有任何可以规范其行为强度的限度解释。对此,司法实践过程极易导致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分难这一问题。

“暴力”行为的限度
 

1、“暴力”的下限程度:

学界对于“暴力”的下限程度主要有三种观点:


只要“暴力”的认为“暴力”行为需达到实际的导致公务人员不能执行公务或者作出违背其意志的不当执行

认为“暴力”需要达到造成公务人员切实的执行公务困难即可


认为“暴力”行为的实施即可成立妨害公务罪,不要求判断对公务履行造成何种程度的困难。


对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第一,第一种观点以实际达到导致公务人员不能执行公务或者作出违背其意志的执行,一方面,不利于法益的保护,不当缩小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保护程度的削弱;第二,第三种观点只要求行为即可,虽然一方面确实保护了公务的顺利进行,但同时也对公务执行并未产生影响或者影响显著轻微的“暴力”行为也纳入了刑法规制范畴,我国《刑法》第一条就规定了制定刑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对尚未造成法益侵害的威胁或者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进行处罚不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以此程度为标准处罚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是不科学的;第三,第二种观点以要求达到公务的执行困难即可,面对现实生活中,有时“暴力”对公务的执行影响极大,但是公务人员艰辛克服这种情形下,最后完成了公务的行为,这种观点显然不会与第三种观点一般放纵。虽然对公务的顺利执行造成了困难,但公务人员仍有执行公务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暴力”行为为其执行的顺当设置了障碍,确属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我国通说观点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侵害法益,观点二对这一程度的规制显然更符合我国刑法保护内容与社会一般观念。

2、“暴力”的上限程度

对于妨害公务罪中“暴力”是否具有上限程度存在两种观点:


认为不存在上限程度,该观点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未达到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结果的行为都为妨害公务罪,那么造成了重伤或者死亡结果的,也应成立妨害公务罪,只是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认为“暴力”不包括致人重伤、死亡结果,该观点认为暴力程度达到重伤、死亡结果时,行为人同时构成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即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均将暴力程度达到致人重伤、死亡结果承认成立妨害公务罪,区别在于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属于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处罚的关系。因此,其实这就实际上并未规定“暴力”的上限程度,且笔者认为以“暴力”手段妨害公务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定想象竞合更为准确。

“威胁”行为的限度

   理论界对于“威胁”行为的限度通常以“暴力”行为的限度为参照进行讨论的。与“暴力”方式类似,“威胁”也存在三种限度观点:


“威胁”程度需达到使公务人员不能继续执行公务或者违背其意志的不当执行。

“威胁”程度使公务人员执行公务困难。


威胁”行为实施即可,不重视公务人员的履行。


笔者认为,对采用威胁方式实施的妨害公务行为而言,应当采用第二种观点,与上述“暴力”手段一样,主要是对法益的考虑,当“威胁”必须要足以妨害公务人员执法执行公务,却不要求实际造成了公务不能执行或者不当执行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威胁的判断”还应当综合考虑对公务人员造成的影响,包括对公务人员这个身份的影响与对社会、家庭中的个人的影响,当威胁超出公务人员身份,而是直接作用在公务员的社会属性中,如以对其家人的杀害相威胁,这时,我们可以认为对公务人员继续实施公务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这种针对其他人的威胁也应当考虑在内。


三、相关争议问题


以多人围困、围堵方式限制公务人员人身自由是否构成暴力?

(一)以多人围困、围堵方式限制公务人员人身自由

案例:警察局接到群众举报,某村擅自组织村民设卡查过往钱坑大桥的运沙车,并对运沙车进行罚款50100元不等,不留任何罚款的票据。而该镇有发通知,对所有载重5吨以上车辆进入镇属道路、桥梁防洪堤,凡违规车辆,处于500元以上、1000以下的罚款。从去年11月底起,钱坑镇的顶联村委开始查扣大溪镇所有通过钱坑人民大桥的运沙车。

警察到达现场并进行记录期间,村民涌来围阻警察继续拍录现场情况,警察人员被围困长达4小时,最后以交出录像带、照相机胶卷、现场记录等资料为条件,否则不同意放行。

在该案中,村民将警察进行围堵的行为限制了公务人员的人身自由,妨碍了公务的执行,实则已经具备“暴力”中达到对公务执行困难的程度,且对于一般的围困并未造成公务人员重伤、死亡的程度,仅以妨害公务罪一罪论处即可。

在围困、围堵等方式阻碍公务中,若其围困、围堵等方式对公务的顺利实施有妨碍威胁,则应当认定成立妨害公务罪。但同时,若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后果时,成立妨害公务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择一重罪论处。

 

以自杀、自残等方式阻碍公务是否构成威胁?

案例:西安交警莲湖大队红庙坡中队警察对非法营运两三轮车进行驱赶劝离,有一辆三轮车的车主却不在现场,警察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一年轻男子冲过来与警察发生争吵,突然转身离开,随即返回时手中拿着一把菜刀,挥舞着重新坐到三轮车上,并将菜刀横在自己脖子上威胁警察离开。

在该案中,三轮车车主并未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而是以自杀、自残相威胁,阻碍警察对非法营运的三轮车进行驱赶劝离工作,但是第一,这种自杀相威胁本身社会危害性并不大,而且一般属于威吓行为,并非真的出于想自杀,故而这种威胁对公务人员的执行公务并无实质威胁;第二,以自杀、自残等行为相威胁的行为,刑法条文中并无规定,擅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违背罪刑法定之嫌;第三,对于自杀、自残者,教育方式更能从源头杜绝,动用刑法不仅不一定容易引发国家与公民矛盾,而且不利于经济司法。故而对自杀、自残等方式阻碍公务不应认定妨害公务罪。

 

现行社会中,妨碍公务行为的频发一方面是当事人缺乏法律思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公务往往简单粗暴息息相关。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时强硬的态度,极易导致冲突的发生。在国家明确法律惩治妨害公务的行为人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如此更能从源头预防妨害公务犯罪的发生。最后,妨害公务罪有关“暴力、威胁”等行为手段释义的不明确,在实践中给司法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工作困难,为避免造成无罪归罪和有罪放纵的情况,在没有权威解释出台的情况下,公务执行人员要坚持克己、友好与协商态度进行公务活动,相互配合努力建造一个高效率的和谐有序社会。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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