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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桃太郎 2018-04-15 19:13:16

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先波及的就是学校。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大前身)也不例外,很快大部分老师一个个被揪出,被批斗。越是年纪大的,越是有学问的大字报越多,被斗得越厉害。我父亲也难幸免:从一个共产党员、大学老师,系副主任,猛然变成了阶级异已份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理人。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灾难就一个个接踵而至。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着是父亲被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批斗,再就是抄家(就连我们小孩子的抽屉也不放过,造反派恨不得挖地三尺,找出些反动证据或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来)。我们家所有成员包括已去萍乡当教师的姐姐和在高校读书的哥哥都被牵连,不是被单位批,就是逼写揭发材料,就连我那读小学的弟弟也常在外面被别的小孩打,说是狗崽子。我们生活在极度恐惧中,每天父亲在学校不是被这个组织揪去批斗,就是被那个班级叫去交待问题。即使回到家里我们全家也不能放松,得赶快打开窗子,因为学校喇叭常会响起:“某某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到,立即到几零几教室听候审训,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得注意听清,如果喊到父亲的名字,他就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到,否则不是被训斥就是被学生打。当然,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我家遭到这种境遇,在师院教师宿舍里,彼彼皆是,这真是那个特殊时期所有知识份子的悲哀……。十年动乱,知识份子所受的苦难真是说不完、道不清。其中骇人听闻的就有震惊南昌的江西师院“8·11”事件。

一九六六年公历八月一十一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这是南昌最热的天气,天刚亮太阳就像一团火球从东边升起,天上没有云彩,也没有一丝风,让人感到异常闷热、烦躁,当然这种烦燥还有来自我们内心对父亲的担忧。从父亲被揪后,每天起来我们就耽心着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发生?祈祷着能平安度过一天。
早上八点钟,爸爸依然去学校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妈妈也照常去师院上班了,弟弟因为常被人打,暂放在亲戚家里,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那时由于父亲的原因,不能参加任何组织,也不许出去串联。同学们都忙于全国各地跑,我只能是黑七类子女坐在家里,做做家务,看看书。)大约九点多点,喇叭响起,要全院的“牛鬼蛇神”到院里集合,听候审训。父亲一被传训,我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十点钟左右,妈妈急急忙忙赶回家对我说:“师院各系科都在抓人游街,有人偷偷跑来给我报信,要我赶快出去躲躲,他们要抓我陪斗。”我听了急忙推妈妈快走,那时能往哪儿走呢?师院任何地方都不保险。我说:“妈妈你就进城去吧,千万躲远点,别被他们抓到!”妈妈无可奈何,顶着烈日边走边跟我说:“记住,你爸爸回来后,你一定要去开水间打壶开水给他洗澡。”我答应着,含着泪送走了妈妈。妈妈走后,我不仅担心爸爸,更担心妈妈被抓到,真象热锅中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会跑门外看看,一会又躲进家里趴着窗户看,只见一伙人朝我家这边走来,我吓得赶快关上大门,后来听见脚步声上了楼,发现他们是去抓楼上的党委张书记,不一会又听到他们骂骂咧咧的走了。我这时庆幸妈妈躲远了,反过来更担心爸爸的命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只看到到处在抓人;也不知怎么捱过时间的,只感到恐惧、担忧、揪心的痛,真是如坐针毡,度时如年呀!我一直守在家里北面房间的窗子旁,因为那儿能看到师院通往家里的路,我想早点看到爸爸回来。下午快五点时,我忽然发现远处,走过来三个人,一个人走在前面,脚一拐一瘸,就像戴着沉重的脚镣,后面跟着两个年青人,我眼前突然浮现电影里革命者押赴刑场的镜头。等他们再走近时,我才发现那个走在前面的竟是我的父亲,只见他上身没穿衣服,下面只穿了一条短裤,从头到脚全身涂满了墨汁,光着脚丫走在那石头路上是那么的艰难。啊,这就是我一直爱整洁,那么威严的爸爸,我的心在颤抖。我赶快跑到家门口,打开大门去迎爸爸进来,那两个跟在爸爸后面的学生傲慢地对我说:“人交给你了,你要保证他不逃跑,不自杀,否则后果自负”,说完就走了。我把爸爸扶进门,一看,爸爸两个膝盖血肉模糊,不停淌着血。我心疼得想叫爸爸坐下,他却急着要拿衣服去卫生间洗澡。我想起了妈妈的话,就对爸爸说你等等,我去给你打壶热水。然后提起水壶拼命往开水间跑,等到我打来热水,爸爸已经在卫生间开始洗澡了。我把水放在卫生间门口,大声叫着:“爸爸你要拿热水洗澡!”爸爸没理我,我大哭了起来,边哭边喊:“爸爸你用热水哟,爸爸你用热水哟!”这时爸爸才把热水提进去。爸爸这个澡好像洗了很久,我在外面一直担心着,不时走到卫生间门口听听里面有没有水声,有没有人的动静。我害怕爸爸身体吃不消昏倒,更怕爸爸受不了这个折磨寻死。谢天谢地总算把爸爸等出来了,在帮他膝盖敷药时我才知道:早上爸爸一到学校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写交待材料时,不一会儿一个学生拿个泥花盆往他头上套套,比划着,不知又要做什么?……后来喇叭响了,全院统一行动,抓了一百多人,这些所谓的“革命群众”要这些“牛鬼蛇神”,男的脱掉身上的衣服,鞋子,就穿短裤,女的也只能穿短衣短裤,给他们戴上用花盆糊上纸做的高帽子、挂上沉重的大牌子,然后往他们身上泼满墨汁,押着他们在师院里游了一大圈,中午把他们关在一个教室里,不准回家。下午又把他们带到红场(红场是一个红石彻起来的大操场,文革前这曾是学生溜冰,看露天电影的场所)跪在那儿暴晒。八月的南昌骄阳似火,又是下午两、三点钟最热时(后来据说有人量了当时红场地面的温度有八十度),大家身上都被墨汁染得漆黑,特别吸热。皮肉被烤热了,烤熟了与红场的地面粘在一起,一个个膝盖在红肿。可怜这些老教授,他们哪里支持得住,先是颤抖,接着摊倒在地上……。他们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心里该在滴血--他们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尊严!红场上接二连三有人昏倒。昏倒后造反派提来一盆冷水往他们身上浇,醒了接着跪。跪在爸爸身边的中文系熊主任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接着黎老先生倒下了,也没有起来;当场共有四人被折磨至死。出了这么多人命,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才宣布行动停止。一百多号人,膝盖的皮已与红石早已粘在一起了,个个都是血肉模糊,无一人幸免。
听到这些,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真不知道是谁把这些原来纯朴的学生变成了恶魔?是谁把原来亲如父子关系的师生变成了仇敌?难道他们没有父母?怎么忍心把这些老人折磨成这样?难道杀人不要偿命吗?可又有谁能回答我?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是那么的无助。现在我已忘了爸爸那天有没有吃晚饭,只记得没多久,那两个学生又把爸爸押走了,走时不准他系皮带和裤带,得自带一床草席。他们要把这些人统一关起来,害怕这些人逃跑、自杀。望着爸爸夹着一床席子,再一次一拐一瘸的被押走,我欲哭无泪,脑袋一片空白,只叨念着:怎么办?怎么办?
天黑下来了,妈妈回到了家,看到妈妈,我扑到妈妈怀里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边哭边述说爸爸的情况。其实妈妈那能安心的躲起来,她心一直担心爸爸的安危,不停地打听学校的情况。她还听说那些人到处抓我们楼上的张书记,没抓着,就把他爱人抓去跪了。(原来,张书记被他爱人藏到学校文件柜里了,才躲过一劫。要知道张书记是个老革命,个子瘦小,身体很不好,如被抓到,生命难保。)那晚我和妈妈相拥而泣,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不知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遭到如此严重的惩罚?也不知我们的生命能不能熬到真相大白这一天?更不知这些泯灭良心的人明天又将用什么法西斯手段对付我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十一日的晚上,江西师大教工宿舍,传出的是殷殷哭泣声,满腔的委曲和愤怒,又能向谁倾诉!……
第二天,那些被关起来的人,由于被折磨得人体虚弱,天热脚伤发炎,许多人发高烧。才不得不把他们又遣送回家。爸爸回来了,满脸烧得通红,两个膝盖肿得很大,已发炎化脓。幸好天下还有好人,医务所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下午偷偷来到我家,帮爸爸看病,上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爸爸的脚伤才长好,可留下的疤痕至今没有消失。
这是一段令我这辈子都抹不去的记忆。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次提到它,我还心有余悸,还会流泪。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但文革十年造成的心灵创伤怎能抹平?造成的事业损失怎能弥补?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又怎能重回人间?我常想:当年那些惨无人道迫害教师的人得到了惩罚吗?在这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学生时(师院出来大多当教师)能不心虚吗?当他们走完人生时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吗?这一切只能让他们自己在良心的天平上去惦量。
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欣然
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先波及的就是学校。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大前身)也不例外,很快大部分老师一个个被揪出,被批斗。越是年纪大的,越是有学问的大字报越多,被斗得越厉害。我父亲也难幸免:从一个共产党员、大学老师,系副主任,猛然变成了阶级异已份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理人。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灾难就一个个接踵而至。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着是父亲被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批斗,再就是抄家(就连我们小孩子的抽屉也不放过,造反派恨不得挖地三尺,找出些反动证据或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来)。我们家所有成员包括已去萍乡当教师的姐姐和在高校读书的哥哥都被牵连,不是被单位批,就是逼写揭发材料,就连我那读小学的弟弟也常在外面被别的小孩打,说是狗崽子。我们生活在极度恐惧中,每天父亲在学校不是被这个组织揪去批斗,就是被那个班级叫去交待问题。即使回到家里我们全家也不能放松,得赶快打开窗子,因为学校喇叭常会响起:“某某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到,立即到几零几教室听候审训,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得注意听清,如果喊到父亲的名字,他就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到,否则不是被训斥就是被学生打。当然,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我家遭到这种境遇,在师院教师宿舍里,彼彼皆是,这真是那个特殊时期所有知识份子的悲哀……。十年动乱,知识份子所受的苦难真是说不完、道不清。其中骇人听闻的就有震惊南昌的江西师院“8·11”事件。

一九六六年公历八月一十一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这是南昌最热的天气,天刚亮太阳就像一团火球从东边升起,天上没有云彩,也没有一丝风,让人感到异常闷热、烦躁,当然这种烦燥还有来自我们内心对父亲的担忧。从父亲被揪后,每天起来我们就耽心着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发生?祈祷着能平安度过一天。
早上八点钟,爸爸依然去学校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妈妈也照常去师院上班了,弟弟因为常被人打,暂放在亲戚家里,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那时由于父亲的原因,不能参加任何组织,也不许出去串联。同学们都忙于全国各地跑,我只能是黑七类子女坐在家里,做做家务,看看书。)大约九点多点,喇叭响起,要全院的“牛鬼蛇神”到院里集合,听候审训。父亲一被传训,我心里就忐忑不安起来。十点钟左右,妈妈急急忙忙赶回家对我说:“师院各系科都在抓人游街,有人偷偷跑来给我报信,要我赶快出去躲躲,他们要抓我陪斗。”我听了急忙推妈妈快走,那时能往哪儿走呢?师院任何地方都不保险。我说:“妈妈你就进城去吧,千万躲远点,别被他们抓到!”妈妈无可奈何,顶着烈日边走边跟我说:“记住,你爸爸回来后,你一定要去开水间打壶开水给他洗澡。”我答应着,含着泪送走了妈妈。妈妈走后,我不仅担心爸爸,更担心妈妈被抓到,真象热锅中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会跑门外看看,一会又躲进家里趴着窗户看,只见一伙人朝我家这边走来,我吓得赶快关上大门,后来听见脚步声上了楼,发现他们是去抓楼上的党委张书记,不一会又听到他们骂骂咧咧的走了。我这时庆幸妈妈躲远了,反过来更担心爸爸的命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只看到到处在抓人;也不知怎么捱过时间的,只感到恐惧、担忧、揪心的痛,真是如坐针毡,度时如年呀!我一直守在家里北面房间的窗子旁,因为那儿能看到师院通往家里的路,我想早点看到爸爸回来。下午快五点时,我忽然发现远处,走过来三个人,一个人走在前面,脚一拐一瘸,就像戴着沉重的脚镣,后面跟着两个年青人,我眼前突然浮现电影里革命者押赴刑场的镜头。等他们再走近时,我才发现那个走在前面的竟是我的父亲,只见他上身没穿衣服,下面只穿了一条短裤,从头到脚全身涂满了墨汁,光着脚丫走在那石头路上是那么的艰难。啊,这就是我一直爱整洁,那么威严的爸爸,我的心在颤抖。我赶快跑到家门口,打开大门去迎爸爸进来,那两个跟在爸爸后面的学生傲慢地对我说:“人交给你了,你要保证他不逃跑,不自杀,否则后果自负”,说完就走了。我把爸爸扶进门,一看,爸爸两个膝盖血肉模糊,不停淌着血。我心疼得想叫爸爸坐下,他却急着要拿衣服去卫生间洗澡。我想起了妈妈的话,就对爸爸说你等等,我去给你打壶热水。然后提起水壶拼命往开水间跑,等到我打来热水,爸爸已经在卫生间开始洗澡了。我把水放在卫生间门口,大声叫着:“爸爸你要拿热水洗澡!”爸爸没理我,我大哭了起来,边哭边喊:“爸爸你用热水哟,爸爸你用热水哟!”这时爸爸才把热水提进去。爸爸这个澡好像洗了很久,我在外面一直担心着,不时走到卫生间门口听听里面有没有水声,有没有人的动静。我害怕爸爸身体吃不消昏倒,更怕爸爸受不了这个折磨寻死。谢天谢地总算把爸爸等出来了,在帮他膝盖敷药时我才知道:早上爸爸一到学校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写交待材料时,不一会儿一个学生拿个泥花盆往他头上套套,比划着,不知又要做什么?……后来喇叭响了,全院统一行动,抓了一百多人,这些所谓的“革命群众”要这些“牛鬼蛇神”,男的脱掉身上的衣服,鞋子,就穿短裤,女的也只能穿短衣短裤,给他们戴上用花盆糊上纸做的高帽子、挂上沉重的大牌子,然后往他们身上泼满墨汁,押着他们在师院里游了一大圈,中午把他们关在一个教室里,不准回家。下午又把他们带到红场(红场是一个红石彻起来的大操场,文革前这曾是学生溜冰,看露天电影的场所)跪在那儿暴晒。八月的南昌骄阳似火,又是下午两、三点钟最热时(后来据说有人量了当时红场地面的温度有八十度),大家身上都被墨汁染得漆黑,特别吸热。皮肉被烤热了,烤熟了与红场的地面粘在一起,一个个膝盖在红肿。可怜这些老教授,他们哪里支持得住,先是颤抖,接着摊倒在地上……。他们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心里该在滴血--他们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尊严!红场上接二连三有人昏倒。昏倒后造反派提来一盆冷水往他们身上浇,醒了接着跪。跪在爸爸身边的中文系熊主任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接着黎老先生倒下了,也没有起来;当场共有四人被折磨至死。出了这么多人命,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才宣布行动停止。一百多号人,膝盖的皮已与红石早已粘在一起了,个个都是血肉模糊,无一人幸免。
听到这些,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真不知道是谁把这些原来纯朴的学生变成了恶魔?是谁把原来亲如父子关系的师生变成了仇敌?难道他们没有父母?怎么忍心把这些老人折磨成这样?难道杀人不要偿命吗?可又有谁能回答我?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是那么的无助。现在我已忘了爸爸那天有没有吃晚饭,只记得没多久,那两个学生又把爸爸押走了,走时不准他系皮带和裤带,得自带一床草席。他们要把这些人统一关起来,害怕这些人逃跑、自杀。望着爸爸夹着一床席子,再一次一拐一瘸的被押走,我欲哭无泪,脑袋一片空白,只叨念着:怎么办?怎么办?
天黑下来了,妈妈回到了家,看到妈妈,我扑到妈妈怀里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边哭边述说爸爸的情况。其实妈妈那能安心的躲起来,她心一直担心爸爸的安危,不停地打听学校的情况。她还听说那些人到处抓我们楼上的张书记,没抓着,就把他爱人抓去跪了。(原来,张书记被他爱人藏到学校文件柜里了,才躲过一劫。要知道张书记是个老革命,个子瘦小,身体很不好,如被抓到,生命难保。)那晚我和妈妈相拥而泣,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不知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遭到如此严重的惩罚?也不知我们的生命能不能熬到真相大白这一天?更不知这些泯灭良心的人明天又将用什么法西斯手段对付我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十一日的晚上,江西师大教工宿舍,传出的是殷殷哭泣声,满腔的委曲和愤怒,又能向谁倾诉!……
第二天,那些被关起来的人,由于被折磨得人体虚弱,天热脚伤发炎,许多人发高烧。才不得不把他们又遣送回家。爸爸回来了,满脸烧得通红,两个膝盖肿得很大,已发炎化脓。幸好天下还有好人,医务所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下午偷偷来到我家,帮爸爸看病,上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爸爸的脚伤才长好,可留下的疤痕至今没有消失。
这是一段令我这辈子都抹不去的记忆。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次提到它,我还心有余悸,还会流泪。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但文革十年造成的心灵创伤怎能抹平?造成的事业损失怎能弥补?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又怎能重回人间?我常想:当年那些惨无人道迫害教师的人得到了惩罚吗?在这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学生时(师院出来大多当教师)能不心虚吗?当他们走完人生时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吗?这一切只能让他们自己在良心的天平上去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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